陆费逵后人：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学好汉语

朱梁峰

浙江桐乡人。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人。

他有三个子女：长子陆费铭中、长女陆费铭琪、幼女陆费铭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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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虽然不怎么管我们的学习，但要求我们必须学好汉语，一定不能做亡国奴。如果说出版《新中华教科书》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那么他提倡书业“华商自办”，更是为国家民族思虑长远。

——陆费铭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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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的北京，气温开始回暖。对89岁高龄的陆费铭琇来说，北京寒冷的冬季显得有些漫长。几年前，陆费铭琇与丈夫搬到了位于三路居路儿子的新家。不久后，这里将成为北京第二大金融区。

每年清明节，陆费铭琇得以凭吊和思念父亲的，只剩下陆费逵生前留下的一张标准像。“虽然父亲从未回过桐乡，可是回乡一直是他的愿望。”谈起父亲，陆费铭琇对7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陆费逵生前还曾打电话给一位老乡沈谷身，约定时间相伴回家，可是这成了他的一个遗愿。“但桐乡一直是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正如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陆费逵的老家只有桐乡。”

关心书局，更关心国家大事

1925年，我出生前，爷爷陆费炆正好病危。按照老一辈人的迷信说法，爷爷过世之前我是不能出生的。于是，妈妈一直喝安胎药，拖了十几天才把我生下来。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就不好，直到3岁还站不住，也少不了需要父亲母亲加倍照看。直到1941年父亲去世的16年间，我们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起，亲眼看着他在乱世之中，为了书局呕心沥血。他像家长一样关心中华书局的人，关心政治又不愿参与政治。他博览群书，有渊博的知识，高深的文化素养，在家中常谈古论今，出口成文。

——陆费铭琇

从卧室门口到客厅的沙发旁，短短五六米的距离，陆费铭琇整整用了一分钟。“很多事一直压在我心底，我要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如果这些再不跟家乡的人说，我要跟谁说呢？”老人缓缓坐下，吸了一口气，微微沉吟着，似乎在从一个杂乱的线团中找一个线头，然后把历史从记忆深处拉回。

陆费铭琇出生那一年，中国的土地上风雨飘摇。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爆发，军阀混战不断。中华书局却在经历了13年坎坷发展后，渐渐迎来了黄金期。等铭琇懂事后，书局已有“远东第一”的称号。

“书局事业蒸蒸日上，外人总以为陆费家发家了，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父亲的工资比书局一些高级职工还要低一点。至于股票和分红，都投入了书局再生产。”陆费铭琇记得，父亲只在闸北买过一套小房子，后来再也没有住过。10多年内多次搬家，最后搬到法租界的巨泼来斯路（现在的安福路）。

出于安全考虑，陆费逵并不让三个孩子去学校上课，而是请了家庭教师，还定了一些家规，比如不许打扮、客人来了不许上桌吃饭、生活要自理，等等。那个年代随时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陆费逵要求孩子必须学会吃苦。“有时我们一人一个小板凳，面前一碗米饭，配一碗菜，但菜必须等米饭吃完以后才能吃。父亲告诉我们，如果遇到打仗找不到菜吃时，吃米饭也能活得好。”

除了关心书局，陆费逵更关心国家大事。淞沪会战后，陆费逵让妻子杨敬勤买了不少布匹和棉花，由她组织妇女赶制棉衣裤，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御寒。日寇进攻上海火烧闸北时，年幼的陆费铭琇和哥哥姐姐要到楼顶去看战火。父亲勃然大怒，训斥道：“你们想看什么，难道你们忍心观看中国人的房屋和人民被日本人烧光杀死吗？”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然而，不久后日军全面侵华，在上海沦陷前夕的一个夜晚，陆费逵一家带了几只手提箱，乘小船摆渡至停在黄浦江口的轮船，前往香港地区。

在那里，陆费逵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四年。

抗战爆发后，各地分局遭受战火波及，业务难以展开，加上中华书局企业庞大，让陆费逵渐感力不从心，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继承人。他并不准备让家人接班，将中华书局办成“家族企业”，在他眼里，继承人必须符合三个标准：正直，商业，有学问。这个继承人至死也没有找到。“现在的《舒新城日记》中提到的所谓‘陆费逵遗嘱’简直就是瞎编乱造，父亲去世时我就在他身边，亲耳听到他对书局的未来做了这样的嘱咐：‘中华书局有两位高级人士，舒新城、王瑾士不能继任总经理。’”

陆费铭琇用手拭去眼角的泪花，平复了一下情绪：“父亲的死亡原因，此前有‘心脏病’‘脑溢血’等多个说法，其实都不符合事实，是舒新城和王瑾士共同编造的。现在定下来的，是‘突然死亡’。”

抗战开始，陆费逵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过，陆费逵本人并不愿意接近政治，多次以病推脱，还将每个月的参政员津贴原封寄回。王瑾士就对陆费逵说，他在上海有一个做医生的堂弟，叫唐昆元，可以让他陪同去重庆，并买好了来回机票。眼看实在无法再推托，陆费逵只好前往。1940年，陆费逵在重庆收到了一张董必武写给他的条子，上面说延安缺教科书，希望中华书局能调拨一部分。“后来，父亲给下面分局写了个条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说董必武的条子现在还保存在北京中华书局档案中。”

1941年3月，陆费逵最后一次来到重庆参加参政会。这次他见到了周恩来。面谈中，周恩来又讲起延安缺钢笔、墨水等文具和教科书。陆费逵再次设法调拨了一批运到延安。

“显然这两次与中共高层的接触，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警觉。”陆费铭琇说，父亲回到香港后，心情就特别不好，在家中多次提到陈立夫、陈果夫和他过不去。5月的一天，从来不喜照相的陆费逵，突然独自一人去了照相馆，拍下了晚年唯一标准像。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941年7月7日11时左右，中华书局教育文具厂厂长胡庭梅上门谈事。其间，陆费逵抽了一根胡递过来的雪茄，到下午3时他全身疼痛，满身大汗，浸透了枕头和床单。7月8日，陆费逵感觉不好，半夜起来整理中华书局的账册，并给妻子留下了遗言。到7月9日早上，陆费逵的病症没有减轻的迹象，于是杨敬勤让女儿铭琇出去买只鸡，炖鸡汤给父亲补补。上午8时，杨敬勤怕丈夫在厕所出事，就让大女儿铭琪进去看看。“姐姐推门进去，听到父亲跟她说，‘阳光太强’。姐姐关窗的时候，父亲起身往外走。刚走到厕所门口，母亲伸手去迎，父亲一下就摔倒在母亲身上。等姐姐将父亲拉起来时，他的手已经冰凉了。”陆费铭琇说，《舒新城日记》中，还编出了陆费逵去世前一个星期的病历，就更加离谱了。

陆费逵去世后，适逢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遗体无法运回上海安葬，只能临时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棺木安放在墓室内的两条石凳上，墓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标记。直到1996年1月2日，才举行了立碑仪式。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陈国辉在给北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四地中华书局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墓碑一方，高约及人肩，取其平易近人之意。石料则采八闽青石，以其耐久不尚豪华炫目，且带知识分子气息。造型方面，则以《辞海》外形为模本，既独特而又稳重大方，与墓主身份及成就相吻合。”

复兴路上，关系国家社会者大

20世纪90年代，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朋友来访。闲聊中说，他读初一时，国文教科书第一篇文章便是陆费逵的《敬告中等学生》，他还当场背诵起来：“我国家社会，正在复兴的路上，不知有多少事业，等着要建设，不知有多少东西，等着要生产……诸君要知道，诸君学业的成败，系于诸君个人者小，关系于国家社会者大。”他告诉我，“此文忘记不了，管了我一辈子用”。这篇文章是父亲在1915年写的，30年后被选为教材，又40多年后，还被人珍存。

——陆费铭琇

陆费逵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陆费铭中生于1921年，次女陆费铭琪生于1922年，幼女陆费铭琇生于1925年。

1942年，陆费铭中考上重庆大学，后来转学到上海。但是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来到衢州，在亲戚的一家盐厂工作。1950年回上海入中华书局，后随教育文具厂迁往北京。陆费铭中终身未婚，1975年去世。

1943年，陆费铭琪上重庆复旦大学，母亲让她学习会计专业，关心中华书局的经营。1948年，根据中华书局董事会有关子女教育的决议，铭琪申请到中华书局的资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攻读硕士。毕业论文是《建议中华书局的新管理及组织》，如今已捐赠桐乡陆费逵图书馆保存。

陆费铭琇说，姐姐陆费铭琪曾多次有回国到中华书局工作的意愿，均没有得到回音。至今仍居住在美国，有子女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陆费铭琇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边学习边从事进步活动。1950年，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工作的老同事张闻天正筹备组织一个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就将她调到了外交部。有一次，周恩来问陆费铭琇：“跟姐姐还有联系吗？”陆费铭琇回答：“我没有跟她通信。”没想到周恩来却告诉她：“还是应该通通信，我可以帮你们。”

陆费铭琇一家1965年被下放到天津农村，一直到1980年才返回北京。陆费铭琇后在首都医科大学工作，直到退休。

陆费铭琇唯一的儿子赵大庆，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后留学美国，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目前在美国从事数据分析。（编注：他曾不止一次到桐乡寻根，说起外公陆费逵，他表示外公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而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诸多价值的爱国者。）

2000年，桐乡陆费逵图书馆成立时，陆费铭琇第一次踏上了祖辈们生活过的土地。作为中华书局的版本图书馆，桐乡陆费逵图书馆的藏书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中华书局在1912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书籍更是少得可怜。为了丰富馆藏，陆费铭琪和陆费铭琇不仅把父亲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了桐乡陆费逵图书馆，在图书馆为父亲立了半身铜像，还拿出自己的积蓄五万多元买了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梁启超著的《饮冰室合集》等图书，共计900余册，一并赠送给了桐乡陆费逵图书馆。

几年前，当时已80多岁的陆费铭琇一有空就会去北京的旧书店淘书，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天。陆费铭琪因为身在美国无法帮忙，故和妹妹约定，由妹妹出力，所有买书的费用都由陆费铭琪支付。除此之外，姐妹俩还联系到父亲昔日的同事，动员他们把所珍藏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捐赠给桐乡陆费逵图书馆。2001年至2009年，姐妹俩又向桐乡陆费逵图书馆捐赠图书775种、981册。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陆费铭琇说，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父亲的话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对话】

“出坏书比拿刀杀人还要坏”

记者：陆费逵先生在努力保证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书读，你却从来没有用过《新中华教科书》，对此你曾有怨言吗？

陆费铭琇：我那时年纪还小，父亲请了书局的编辑来给我们上课。主要是给哥哥姐姐上课，我就在一旁边玩边听。回头去看，我想父亲是如他在《敬告中等学生》中所说，将自己的小家看成“个人”，而他的书业，则关乎国家社会。

记者：陆费逵先生从未来过桐乡，他对家乡的感情如何？

陆费铭琇：小时候，我常常不理解为什么父亲总要在书上签上“桐乡陆费逵”。每每问及父亲桐乡是哪里时，父亲总会笑着告诉我，桐乡是他的家乡。所以，我们兄妹几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桐乡有了较深的印象。虽然父亲没有到过桐乡，但他到过嘉兴，而且他的后代多次到过桐乡。

记者：你父亲的遗物多数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四楼仓库，这批东西后来拿回来了吗？

陆费铭琇：1946年，母亲带着我们返回上海，只搬回部分家具及用品。因为住房窄小，将祖传的50箱古书及120幅字画转存在中华书局图书馆。中华书局将它们转移到上海辞书图书馆，目前还在辞书图书馆存放。我们曾多次交涉，他们声称是国有财产，至今不归还。“文化大革命”时，家中父亲早期的珍贵档案，还有父亲去世时周恩来、董必武的唁电全文，被抄走后不知所终。

记者：你父亲一生从事出版事业，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外，还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图书，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达两万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陆费铭琇：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出坏书比拿刀杀人还要坏”。他一直认为在提倡现代教育的同时，对传统教育也要坚持。因此字典要不断修订，他说编字典是他的社会责任。其实，在主持中华书局时，父亲有不少机会从事其他行业。有人聘他到报馆担任高职，或到教育部、外交部工作，他都不为所动；他也为了出书进过监狱，但始终没有放弃。他用一生践行“终身坚持，专业忍耐”。

记者：做书业，是你父亲爱国的一个方面吗？

陆费铭琇：父亲虽然不怎么管我们的学习，但要求我们必须学好汉语，一定不能做亡国奴。如果说出版《新中华教科书》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那么他提倡书业“华商自办”，更是为国家民族思虑长远。当时很多印刷业务都有日本人插足，上海上百家印刷厂，很多都是日本人开的。所以，他在上海（静安寺、澳门路）和香港等很多地方办印刷厂，就是为了分散风险。父亲办过的杂志中，有一本叫《新中华》，就是提醒“人人有国家观念，人人明白自己是中国人”。

（2014年4月4日首发，2023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