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开始至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了其内涵与外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一亚欧大通道，丝路复兴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更是值得研究的学术现象。
一
一般而言，“丝绸之路”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读：狭义是指“途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中国古代陆路贸易通道，因极具特色的中国蚕丝及其丝织品大量经由此道西运”而得名；广义包括陆丝与海丝，且因“每条道路都有多条分支，路径交错相通，构成了古代中国与西方沟通的交通系统”。亦即，“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古代开始陆续形成，连接和贯通欧亚大陆，包括北非、东非的全球性商业贸易与文明交往线路的总称”。[1]丝绸之路的内涵极为丰富，且包括以下几个核心要素：1.中国是丝绸之路的源发地；2.中华文明的盛衰与丝路的兴废关系密切；3.中华民族曾因引领并贡献于丝路全球化而闻名世界；4.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古代关系”的见证者；5.丝绸之路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成功的公共产品；6.丝路学是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百年显学。当我们从地理、文明、民族、国际关系、公共产品、学科创建等不同维度解读“丝绸之路”后发现：在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的“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它隐藏在皮肤之下，肉眼不可见”，“了解这些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因为，“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2]其中，中国借丝路传播了和合之道；中华文明在应对陆丝与海丝的挑战中得以成长，中华民族借丝瓷茶等商品、“四大发明”及“家国天下”等仪轨助推了丝路文明，丝路是基于共享空间之上演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舞台。也正因为如此，李希霍芬等开创的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路学确系尊重历史、洞悉规律、直击精髓的学术之举。
季羡林曾指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许多文化体系。依我的看法，共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合为两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而这些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3]季先生揭示了东西两大文明、四大文化体系都曾在中国西部、丝路腹地、西域，在中国西部周边的中亚、西亚、南亚等融合塑造了丝路文明的历史真相。其中，有三次中外文化交往高潮助推了丝路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第一次发生在丝绸之路初辟时的汉代，以中原与狭义西域（今新疆）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二次是晋朝至唐朝时期，以中国与印度、中西亚、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三次是明代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东来，天主教传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要内容，这一过程更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承担的”交往。[4]可见，“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将亚、非、欧三大洲亦即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它最初将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彼此连接和沟通。接着又有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帖木儿帝国等强大政权先后兴起于丝绸之路要道及其辐射区。它们共同经营和拓展了丝绸之路，也共同受惠于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和输出各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共同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所以“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5]
值得强调的是，丝绸之路之于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不仅关乎“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还关乎“世界心脏地带”欧亚大陆“全球治理的重大命题”。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深谙“西域安则中原安”的固本铁律，尤其是“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6]因为，在丝路腹地西域“这一广大的区域内，两千年来，十多个强大帝国，数十个中小国家”，既“通过商贸往来、文化传播交流、文明交汇渗透等相互交往，也通过人口流动、部族迁徙、民族融合等实现社会演化进程，还展现了国家兴亡、政权更迭、战争征伐、征服吞并、抢劫侵占等极端方式”，[7]如亚历山大东征、汉武帝进攻匈奴、匈人入侵罗马、怛罗斯之战、安史之乱、蒙古人西征等，此外，民族矛盾、教派冲突、部落内讧还会造成“道路梗绝，往来不通”，这使得丝路腹地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甚至演化为全球治理难题。
但是，丝路文明也恰恰是在应对丝路腹地诸多严峻挑战中得以快速成长。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生长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把外部环境细分为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组成的人为环境和非人类物质构成的自然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对人为环境的逐渐征服表现为社会在地理上的不断扩张，对自然环境的征服表现为技术上的进步。”[8]换言之，“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9]中华文明的生长是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自决的强化相随相伴于初期的生长阶段，并在中外文明的丝路交往中成长。因为，文明生长受制于其自决能力，“就成长和持续生长而论，它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战场的强制性应战，不得不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内部的自身挑战。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10]
总之，身处丝路腹地的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不仅因世界文明“汇流的地方”而成为丝路文明的诞生地，而且因丝路难题的集结地带而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区，更因“挑战-应战”的高频次发生而成为文明成长的加油站，丝路天然伙伴便首先在丝路腹地应运而生，并成为丝路文明的参与者和缔造者。
二
“丝路天然伙伴”亦即“‘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最早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6月5日论及中阿关系时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我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11]2018年7月10日，习主席再论中阿关系时又进一步强调：“作为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阿拉伯国家身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12]可以说，习主席从历史与现实的宏阔视野揭示了中阿文明上千年的丝路和平交往之于丝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丝绸之路天然合作伙伴之于“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的历史逻辑，以及丝绸之路之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
“丝路天然伙伴”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核心要素。
1.地通。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一方面人们历经集市→驿站→都城→国家→区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陆丝空间场域的迁徙。另一方面人们历经互市→码头→港口→都城→国家→海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海丝空间场域的迁徙，相继完成了由个体融入集体、由区域融入世界、由点成线再连成片的丝路文明的物质架构，尤其是“唐代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7条海陆主干道来实现的。往西，可以穿越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向东，通过位于山东半岛的港口，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陆路通往吐蕃（今西藏地区），海陆由广州通往西方各国；向北，由大同、幽州等区域枢纽城市通往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地区。为了方便中国人到外国去，也为了外国人顺利地来到中国，唐帝国在国内各条交通干线上共设立军民两用驿站1600多个，其中包括260个水路驿站，甚至还有水路和陆路共用的综合驿站80多个，极大地推动了中外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换”。[13]
在打通对外海陆大通道的过程中，中外文明依丝路交往、借丝路传道，形成不同文明板块间地理通达的物质基础，地缘因素成为丝路文明形成的首要前提，且此种地缘性交往始于“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14]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借丝路相继与草原文化、绿洲文化、沙漠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展开交往，并最终形成多元文明有机融合的丝路文明。其中，由不同丝路地带间的交通枢纽、中转站、必经孔道等构成的丝路节点甚至丝路支点性国家和地区为单一性区域文明衍化为多元性丝路文明提供了陆海联通、拓路远行的物质保障。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吉哈联合申报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线路跨度近5000千米，沿线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33处，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15]这些成为缔结丝路天然伙伴关系所需地理通达、往来便捷、人文有序的“地通”要素的真实写照，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在丝路文明交往中所拥有的地缘优势也得以彰显。
2.路联。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丝路腹地“西域”的陆路通道、郑和“七下西洋”打通了亚非乃至世界“西洋”的海路通道，“西域”与“西洋”两个概念的遇合，揭示了中华民族贯通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换言之，“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5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寻求始终没有中断过，史无前例地大规模走向海洋，促成了享誉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的陆海全面贯通”，[16]并借玉石之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马之路、大黄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白银之路等开展中外文明交往。其中，“蒙古帝国贯通欧亚的统治，客观上打破了历史上由于国家、民族而形成的东西之间的人为障碍，使相互贸易和交通得以在统一的版图之下发展，于是，原有的丝绸之路各段在蒙元帝国驿道体系下再次畅通”，[17]尤其是“驿站与交通路线的结合”，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18]中西交通空前便捷，出现了草原丝路、绿洲丝路及海上丝路等三条通道，助推了人际交流。
在丝路不同地带逐渐实现“路联”的背景下，由商人、传教士、学者为主体的丝路文明交往先驱相继涌现，由粟特商团、波斯商团、大食商人与犹太商人等所开辟的丝路商贸之旅，由法显、玄奘、丘处机等所开辟的宗教之旅，以及由杜环、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等所开辟的学术之旅，不仅在实现丝路“地通”的实践中发挥了打通自然空间的作用，而且在实现丝路“路联”的实践中发挥了融通社会空间的作用，使得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内涵得以丰富，派生出丝路天然经贸伙伴关系、丝路天然人文伙伴关系等，并形成由三类行为主体（商人、传教士、学者）主导了两个领域互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并融通了双重关系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丝路天然伙伴交往模式，凸显出多面向联系、多维度交往、互联互通、汉胡共存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鲜明特征。
3.人相交。自古以来，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在交往中发展与壮大，多是因为不同文明实为互予互取的关系，旨在建构“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其规范与实践则因此而发生变化……这是一种欲予欲取的文明进程，即信息、思想、价值、规范、认同等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吸收”的“融合的世界”，[19]丝路文明交往亦如此。所以“自从有了这条丝绸之路，古代世界才真正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由此而更加丰富充实和绚丽多彩，东方历史和欧亚各国文化的发展由此改观”，[20]如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其因皆由军事目的始，其果皆为军事目的不得，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易、交流，以及交结朋友成为其出使西域的最大收获”。[21]又如郑和在七下西洋的外交实践中与沿线各国建立了“同舟共济”型的伙伴关系，包括贸易伙伴关系、政治伙伴关系、人文伙伴关系及安全伙伴关系等。再如作为丝路天然伙伴，“中阿双方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创造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22]等。
文明交往实为人与人的交往，故中外文明行为体通过“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开展丝路文明交往，缔结成互惠型的丝路经济伙伴、包容型的丝路人文伙伴、合作型的丝路安全伙伴，最终形成了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成为丝路天然伙伴实现精神空间“人相交”的价值基础，“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闪烁其间，中华民族对丝路文明的贡献亦可略见一斑。
从“地通”“路联”“人相交”切入，对“丝路天然伙伴”作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逐层解读后发现，丝路天然伙伴不仅是丝路文明的建构者，还是丝路精神的缔造者，更是“依路生存、辟路发展、结伴远行”的丝路全球化的践行者。
三
丝路天然伙伴在上千年的丝路交往实践中形成了“借路传道、依路共处”的基本行为逻辑，并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中得到了充分显现。
丝绸之路实为从中国源起的网状辐射世界的物流与人流的迁徙空间，并在利益驱动下演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中外经贸往来的大动脉，包括商品交易、商人互动、货币流通、商团博弈、贸易垄断、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对外贸易机制形成、国际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等。中国在官方层面所实施的“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在民间层面所开设的公平交易的互市贸易等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在近30年外交实践中不仅开辟了亚非贸易大商道，还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大发展，更在互利共赢的丝路贸易观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造纸术等四大发明、协和万邦的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等的借路传播，使得中国成为丝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
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宗教遗迹表明：“多元宗教共存、交融，异彩纷呈”，“道教源自中国内地，佛教来自南亚次大陆，琐罗亚斯德教（古称祆教或拜火教）、摩尼教来自伊朗高原，基督教来自叙利亚，伊斯兰教则来自阿拉伯半岛”。“这些宗教齐聚西域，与丝绸之路上人口的流动是分不开的。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人们，除了携带各类商品之外，行经之处还带来他们的信仰。客观地说，古代人们的文化状态决定了宗教必然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宗教的传播带动相应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而物质文化和艺术的流动有时也带动了宗教的流布。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为因果的。”“丝绸之路上宗教及其艺术的流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各种宗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在当地生存，多多少少都因地制宜地做了改变。”“丝绸之路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交错杂居，促进了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不同宗教混杂的情形，在丝绸之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23]亦即，丝路腹地的多元宗教遗迹不仅确证了多元文明汇集于此的历史真相，还揭示出丝路文明交往中宗教文化的不可或缺性这一文明交往规律。宗教作为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24]包容互鉴的丝路人文交流观也应运而生。
此外，人们在或结伴寻路或依路而居或借路传道的丝路交往中，累积了人与路间的深厚情感、人对路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同道者的归属感，同时又受到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等顺乎客观规律和谐与共的中国“天人合一”观的影响，人与路之间便产生了多维塑造的联系。一方面，丝路天然伙伴通过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推进了丝路文明的发展进程，如丝路空间的拓展性迁徙塑造了丝路文明丰富的地理特质，丝路交往先驱者的前赴后继谱写了丝路文明包容的交往体系，以及官民并举的制度支撑开创了丝路文明开放的对话范式等。另一方面，丝路文明也通过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四个维度全方位塑造了丝路天然伙伴，结果发现，“当空间与人们产生联系，当个人或群体将经验文化的过程层叠于上，将空间与过去的历史连接，空间就变成了地方。地方是记忆降临的所在，是亲切的场合，是熟悉的区块，是人类停居的所在与价值的凝聚。地方的价值来自人与地的情感连接，失去这种连接时，地方就不再是地方。地方认同作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涉及并反映环境与社会之个人的意义”并“将影响个人的认知与行为”，[25]丝路文明对丝路天然伙伴产生了多维塑造力也就不足为奇。
尤须强调的是，我国一贯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即为“伙伴关系”，有别于对抗、寻求霸权的结盟关系。亦即，“结盟关系通过多边或双边条约缔结同盟，制定共同的联盟战略和联合作战计划，必要时统一部署军事力量，统一行动。结盟是针对第三国等其他国家，插手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伙伴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伙伴国之间平等、不结盟，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它们建立的基础是利益关系”，[26]张骞的寻伴结盟旨在谋求丝路安全、郑和的出访交友意在实现经济互惠与文明共享，不仅开启了中国“和平外交”（和平方式、平等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先河，还在平等交往中维护了“伙伴关系”谋求经济互惠、文明共享与丝路安全等共同利益，并进一步深化了丝路天然伙伴关系，丝路外交也由张骞“凿空西域”开启，被郑和“七下西洋”壮举而引至巅峰，这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历史演进，旨在回答“丝路多元行为主体间的相处态势及其相处之道”这一重大历史问题。
四
本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为：1.从丝路草原地带、丝路绿洲地带、丝路陆海交会地带三个板块来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在丝路文明交往中所结成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2.通过丝路古道、驿站、古城的历史变迁来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在丝路文明交往中所拥有的丝路地缘优势；3.通过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来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在丝路文明交往中所形成的“经文互促、互利共赢”的丝路交往范式。
本研究报告的创新之处如下。1.选题新。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历史关系，旨在凸显基于“地通、路联、人相交”所形成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地缘环境，探索不同丝路地带间开展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特质、规律、路径、经验等，进而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提供借鉴与指导。2.材料新。打破以往学界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历史的既定阐释框架，从三个不同丝路地带间经贸与人文两大领域的互动切入来研究丝路核心地带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丝路文明交往及地区国家成长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影响，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新的学理支撑。3.观点新。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旨在通过地缘经贸关系与地缘人文关系的实证研究来揭示丝路文明交往规律，剖析丝路文明交往范式，以及探讨“丝路命运共同体”等，进而为建设“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借鉴。
本研究报告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为：1.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地缘历史关系，旨在进一步深化研究我国周边外交尤其是西部周边外交，对我国经略周边极具现实价值；2.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文明交往范式，旨在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及其“重点项目”的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极具战略意义；3.研究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天然伙伴关系，旨在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供历史经验与佐证，对于“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极具学术价值。
本研究报告的章节目录安排如下。在上编“丝路绿洲地带的天然伙伴关系”板块中，首先从“撒马尔罕及其周边的丝路古城”“布哈拉及其周边的丝路古城”“绿洲丝路地带的商道”等切入廓清了“丝路绿洲商道”；其次通过“粟特商人对丝路贸易的多重影响”“绿洲丝路的物产交流”等案例，还原了“丝路绿洲经贸往来”的历史及其特征；最后借助“张骞‘凿空’之举与丝路文明交往”“怛罗斯之战人文效应探析”“赛典赤兴办儒学与‘儒伊文明’对话传统的形成”等案例，探索了“丝路绿洲人文交流”的经验及其规律。在中编“丝路草原地带的天然伙伴关系”板块中，首先从“金玉之路”“丝绸与毛皮之路”“茶叶之路与大黄之路”等切入廓清了“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其次通过“争夺丝路贸易权实证分析”“草原丝路贸易流动性探梳”“草原丝路的物产交流”等案例，还原了“丝绸之路草原地带的经贸往来”的历史及其特征；最后借助“和亲的人文效应”“包容的宗教信仰体系”“开放的礼俗互鉴传统”等案例，探索了“草原丝路的人文交流”的经验及其规律。在下编“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的天然伙伴关系”板块中，首先从“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南北交通的必经孔道”“海上丝路的中转站”等切入，廓清了“海陆交会地带的丝路古道”；其次通过“贵霜帝国的经贸贡献”“阿拉伯商人的陆海贸易”“海陆交会区的丝路物产交流”等案例，还原了“海陆交会区的丝路贸易往来”的历史及其特征；最后借助“法显开辟海陆连通的历史意义”“玄奘对丝路文明对话的深远影响”“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情怀”等案例，探索了“海陆交会地带的人文交往”的经验及其规律。
总之，这部《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研究报告》，确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研究”等的资助成果之一。尽管本课题因研究题旨深、破题难度大而极具挑战性，但其因现实价值高、战略意涵强而更具紧迫性。本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与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为盼，我将与团队在今后的学习中提高、在修正中完善、在应对挑战中攻克难关。学术的使命与担当仍是引领我们勇敢前行的最大动力。
是为序。
2018年10月1日于上外丝路战略研究所
[1] 庞闻主编《图解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地图出版社，2017，第10页。
[2] 〔英〕彼得·弗兰克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 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4] 雍际春：《丝绸之路历史沿革》，三秦出版社，2015，第328页。
[5] 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光明网，2009年12月30日。
[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第649页。
[7] 雍际春：《丝绸之路历史沿革》，三秦出版社，2015，第320页。
[8]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89页。
[9]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861页。
[10]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207页。
[11]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6月5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6/c64094-25110795.html。
[1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8年7月11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11/c64094-30139172.html。
[13] 梁盼：《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新财经》2013年第4期。
[14]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9页。
[15] 朱德军、王凤翔：《长安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走向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总序第3页。
[16] 万明：《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参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0，http：//cpfd.cnki.com.cn/Area/CPFDCONFArticleList-LDZW201011001-1.htm。
[17] 雍际春：《丝绸之路历史沿革》，三秦出版社，2015，第283～284页。
[18]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76，第2583页。
[19] 〔美〕彼得·卡赞斯坦：《多元与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2页。
[20] 刘庆柱等主编《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之《丝绸之路的宗教遗产》总序，三秦出版社，2015。
[21] 徐习军：《张骞：凿空西域通丝路》，《大陆桥视野》2009年1月5日。
[22]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6月5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6/c64094-25110795.html。
[23] 刘庆柱等主编《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之《丝绸之路的宗教遗产》前言，三秦出版社，2015。
[24] 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25] 戚剑玲：《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支点促民心相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9日第5版。
[26] 季晓燕：《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之比较》，《历史学习》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