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术界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论

“气”论是王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谈论王充思想，“气”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一书中认为，“王充用气、气化来说明万物与人的产生和各种自然现象”，“有时将气与元气通用，肯定元气为宇宙本源，又是宇宙间的基本状态”。[4]周桂钿在《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中认为王充之“气”大体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第一，“王充经常把‘气’和有形体的物相对为言”；第二，“无形体的气和有形体的物的关系，王充认为是可分可合的”；第三，“王充认为，气是没有意识的”；第四，“王充认为，天地通过气产生万物，影响万物”；第五，“王充认为，气的本质是不变的”。[5]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说：“王充认为，万物是由‘气’构成的。‘气’是一种物质性的细微的基质，包括阴阳二气。‘气’有运动，有聚散，造成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因此，在‘气’的本原性这个意义上，‘气’又称为‘元气’。”[6]邓红在《王充新八论》中认为王充“说的‘气’是天地之气，故为阴阳之气”[7]，所以，“王充的‘气’和汉儒们所说的阴阳五行之气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8]。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认为：“王充主张世界现象统一于‘气’。按照他的见解，气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原始基质，其存在具有某种客观的绝对性，在逻辑上则是先于任何一种具体现象之存在的。”[9]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认为王充属于气一元论是毋庸置疑的：“王充认为，元气是世界的基元。天地间的一切，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人的精神智慧来源于精气，即一种精细的具有精神属性的气。”[10]曾振宇认为：“王充继承了前人‘和气’思想。一方面将阴阳二气看成是气本原内在的属性，这与《易传》阴阳理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王充认为，只有阴阳二气和谐，宇宙万物才能正常地化育。”[11]以上种种关于王充“气”论的阐述，都认为王充之“气”具有客观性、本体性、物质性以及自然性等特点。

（二）“命”论

王充客观地分析了传统“命分三品”说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命分二品”说，将“命”分为“强弱寿夭之命”和“所当触值之命”两类。关于王充“命定论”思想，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如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的‘命’，含有必然不可违逆的结果。来自外在的影响的遇偶及遭累害等触值之命看似偶然，但却是命定必然。”[12]不论是生死寿夭之命还是贵贱贫富之命，都受“触值之命”的制约，王充“命定论”主要说的是个人命运在“禀气之命”与“触值之命”二者的制约中运行。邓红在其《王充新八论》一书中认为王充的“命”论大体有三种含义。一是“吉凶之主”，这种主宰针对的不仅是个体的人，还有由无数个个体的人所构成的国家；二是“自然之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运行规律是‘自然’，也就是事物的必然性”，从本质上看强调的是一种不可人为的自然规律；三是“适偶之数”，从本质上看这种“适偶之数”说的是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由“自然之道”的必然性造成，正是因为自然规律具有不可人为性，才会有偶然性的存在。[13]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谈到王充之“命”时，认为其属于天命论，与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思想相同，“不是教化能改变的”。[14]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认为王充否认当时神学迷信的说教，“认为这些与神无关，也与他人的操行无关，而是由气所命定的”，“‘命’只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潜在的可能性，它的实现，还取决于某种偶然性”。[15]金春峰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得出王充自反对神学开始，最终却又陷入神秘主义的结论。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将王充的“命”与“时”放在一起，认为“命”与“时”对于人类来说是无常的，这种无常是“自然”的产物，并非“天命”的安排，李维武认为王充将“命”与“时”放在一起论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王充的命定论凸显出‘时’与‘命’对人的生存的巨大的限制，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充之后，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用‘时’与‘命’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16]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则认为：“在王充思想之中，其命运论与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显得非常不和谐……命定论的建立几乎否证了他所肯定的‘天道无为，人道有为’这一基本的理论前提。”[17]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王充相信有命，“肯定了人生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强弱寿夭都是有命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时”的作用。[18]

（三）人性论

学术界关于王充人性论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将之定义为“性三品”说；一类将之定义为“性有善有恶”说；一类则认为二者兼有，“性有善有恶”说同“性三品”说都是王充人性思想的基本内容。

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人性有善恶差别，也就有了上中下之分。王充认为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的人；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的人；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是指中人。”周桂钿还认为王充对人性进行的上、中、下三等划分，对后世“性三品”说的影响是巨大的。[19]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一书中则认为：“孟子提倡性善，荀子言性恶；王充则主张性有善有恶，其理论依据是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其所禀之气有薄厚，便即决定了人性有善有恶。”董平还认为“‘用气为性’是王充人性论的特点；禀气有厚薄，故人性有善恶，则是其基本观点”。[20]陈少峰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认为王充人性论最大的贡献是“否定了开始流行起来的性善情恶的人性论”。[21]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根据人性善恶之分，王充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类：中人以上是人性善者，中人以下是人性恶者，中人是人性善恶混者。”李维武还认为，在王充看来，“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都只占极少数，唯“中人”占大多数，然后又提出通过教化与学习的途径来改造人性的主张。[22]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王充受孔子的“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影响而做人性的区分[23]，并“依所禀德性、智慧及情欲的不同，分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和中人三等”[24]。杨国荣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性有善有恶和性三品是王充人性论的基本观点。”[25]

以上三种观点在学术界较为普遍，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的观点。如王举忠在《王充论》一书中认为王充对人性的看法是“性无善恶”，并认为王充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的理论，从本质上看，说的就是“改变原来的质性……并且修正了他的禀气说之人性论”。[26]概言之，王举忠认为在人性论问题上，王充“既反对人性善说，又反对人性恶说，克服了以往人性论单纯先验性，并与物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他提出的人性论是无善恶说”。[27]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王充人性论的主要观点是“用气为性，性成命定”，还认为：“在政治社会的环境中，王充又认为‘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28]

（四）鬼神论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充是无神论者，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王充对鬼神并没有进行直接否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钱锺书，他认为：“充虽勿信神仙，而甚信妖怪，其《论死》、《纪妖》、《订鬼》诸篇所持无鬼论，亦即有妖精论。”[29]可见，在钱锺书看来，王充依然是有神论者。

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王充的“无鬼论”是“针对当时厚葬铺张奢侈的社会风气而发”，并认为王充提出“无鬼论”主要是为了批判东汉厚葬的社会现象、儒家的厚葬思想、墨家的明鬼思想以及汉代的社会习俗。[30]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王充思想的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王充“无鬼论”思想便建立在对鬼神迷信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李维武还认为王充对鬼神迷信的批判主要包括对鬼神观念的批判、对卜筮活动的批判以及对禁忌迷信的批判等方面。[31]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王充利用墨家的‘三表’驳斥它的有鬼神论，论证无鬼神论”，还从生理、伦理等诸多层面“肯定人死以后不会变成鬼去害人，鬼也不可能是人的精神变成的”。周桂钿先是论述了王充对鬼神的否定及批判，接着又论述了鬼神现象存在的原因。[32]田昌五在《王充及其论衡》中肯定了“王充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无神论者”，认为王充以为“鬼神是人们思维的产物。不是神创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33]王举忠在《王充论》中认为“王充把人的生死原因看成是元气运动变化的过程”[34]，“不仅大胆地否定祭祀鬼神的传统迷信，否定鬼神的存在，同时还指出祭祀鬼神迷信产生的原因。把迷信鬼神归结于政治的腐败和人们的愚昧以及统治者的提倡”[35]。徐敏在《王充哲学思想探索》一书中认为王充将人的“精神”与“形体”对立起来，认为“人依靠有精神才能活着，如果精神消亡，人就死亡了”[36]；王充的无鬼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甚至还“运用他的无鬼论观点开展对社会的批判”[37]，而且，“还表现在他用无鬼论，批判祭祀以及其他迷信的宗教仪式”[38]。

邓红在《王充新八论》一书中认为应该全面地检讨王充的鬼神妖论，并认为：“王充只反对死人（的灵魂）变鬼之说，而主张鬼神妖是由万物之精灵即死人以外之怪物变来的。也就是说，王充的鬼神妖说是二元论。”[39]陈拱在《王充思想评论》一书中认为在王充视界中“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40]，还认为“王充虽然否认人死为鬼，但在名义上，依然是承认有鬼的，而且，在名义上，鬼与神也是可以有其不同的”[41]，“鬼虽然不是客观的真实存在，而只是人在不正常状态下所产生的虚像，但它又是可以归属于妖的。妖是多的，而鬼是其中的一种”[42]。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也认为王充对有鬼论的批判并不彻底，王充之“无鬼的论说仅在于证明精气一旦脱离形体即丧失其知觉意识之功用”，但是，“未进一步论证精神不能独立自存于形体之外”。[43]董平指出：“王充对有鬼论的批判及其关于鬼神之形非死人之精的论证，在其本人的观念系统当中，乃是为其薄葬主张所作的一种理论铺垫。”[44]

总而言之，学术界对王充是无神论者持较为一致的看法，少量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只是认为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不彻底而已。笔者认为，受认识能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能以无神论思想来反对厚葬的社会风气，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