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
问：你为什么喜欢去做实地调查？我看到很多青年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写了好多书。
费孝通：我主张做学问应该从实求知。从实际出发，从生活中去理解生活，理解什么是文化。离开了生活，我想做的学问就没有了。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1]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这其中，青年是思想最为活跃、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青年研究，理应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首先读懂青年。如果说乡土中国是中国的过去，青年中国就是中国的未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2019年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大领域重大风险中第一个就是青年问题。近年来发生在香港的一系列事件，虽有国外势力插手和香港政治制度的原因，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思想教育、青年社会流动等问题，都给我们以极大的警醒和触动。因此，从事青年研究，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呼唤。
一 成果综述
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社会变革的底层动因，反映在青年身上，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高度同步。但是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流动、财富分配的逻辑发生变化，文化资本积累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用和价值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高知群体而言，其边际效应递减显著，这不仅正在改变很多青年的命运，也给社会治理以及党的执政带来新课题。
基于这一观察，我课题组重点关注文化资本积累增量最多的青年群体，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探究不同资本形态对人生发展的影响，以及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新挑战，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蚁族”“洄游”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
2007年，我发现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2009年，我将其命名为“蚁族”，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由此，一个庞大的、鲜为人知的城市沉默群体，得以浮出水面。“蚁族”一词当年即入选“年度十大流行语”，并在百度搜索中以20008252次的搜索量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随后入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一个新的群体——“蚁族”，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2010年底，我课题组“蚁族”研究新成果《蚁族Ⅱ——谁的时代》出版，第一次对全国七个大城市的“蚁族”群体进行全面系统的摸底调查。如今，“蚁族”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知网以“蚁族”为关键词搜索，共得到801篇文献、662篇期刊论文、104篇硕博士论文[2]。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以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自我发现并命名“蚁族”群体以来，课题组一共进行了七次针对该群体的调查，系统分析了“蚁族”的生活状态、职业特点及产生原因，还分专题对“蚁族”的身份认同、政治倾向、职业流动、社会公平、网络行为、居留意愿、消费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探讨了“蚁族”引发的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以及形成的“在职贫困”现象。“蚁族”系列共形成了数十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国家更好地制定大学毕业生相关政策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和可靠的理论依据。“蚁族”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津图书奖”“华语传媒图书大奖”“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等。
在研究中，我们并未止步于对“蚁族”现象的一般揭示，而是从“蚁族”问题扩展开去，引申到对流动青年群体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流动包含着两个同时发生却又反向进行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从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城市新移民”；另一个是曾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现在又返回家乡或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洄游”青年。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有鉴于此，我们对两种流动进行了对比分析，针对城市新移民，我们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白领”及“蚁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三类城市新移民亚群体在社会融入和居留意愿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城市新移民中的“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很多租住于城中村之中，虽然地理位置在城市空间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由此形成了农村、城市和落脚区的三元社会结构，即一个是“城市社会”，一个是“农村社会”，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落脚社会”。在“落脚社会”内居住的青年成为特殊的“双重边缘人”：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父母在农村；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他们用较低的生活成本完成原始积累，期待实现阶层跃升。
针对“洄游”青年，我们以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基准，调研“线”两侧各延伸100公里的带状区域内的县级市中、曾在一线城市生活工作一年以上、现在返回家乡生活工作的青年群体，尤其关注大迁移经历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调研涉及全国11个省份、22个县市，共发放3000余份问卷，最终成果出版为《中国青年评论（第1辑）——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通过调研“洄游”青年，我们认识到，知识能否使人向上流动会受到地理空间位置的影响，知识价值的大小要看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以及当时当地的知识存量水平高低。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青年在一、二线城市阶层跃升受阻后，可以横向流动到三、四线城市继续开展二次奋斗的尝试，而中小城市作为知识的相对“洼地”，为青年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和希望，避免了“相对剥夺感”的累积，消解了部分反社会情绪的极化。可以预见，“洄游”青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力量，他们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二、三线城市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他们将造就一个“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人类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创造而成的。在几次针对流动青年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当代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变化（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城镇化拐点），提出当代中国青年是“拐点一代”的时代论断，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青年的重大影响，以及当代青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拐点一代”的时代特点，使得当代青年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他们由此在时间纵轴上迥异于之前历史中的青年，但同时又使不同国家的青年具有了横向空间上的普遍联系。
（二）“工蜂”“海归”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
社会学研究是穿梭于经验环境与形而上环境之间双向往复的运动，“蚁族”虽然是一种新近现象，但它部分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步背离的趋势和问题。基于这种思考，从2011年开始，我课题组亦将研究对象延伸至包括“高校青年教师”“青年科技工作者”“留学归国青年”等在内的“知识青年”群体，深度探究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层上升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
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高校青年教师，既是党的未来和希望，也在培养党的未来和希望，其中一些人近年来已陆续走上领导岗位，逐渐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队伍的主体。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对社会思潮，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事关党和国家人才培养工作的大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意义重大。2011年，我课题组对全国范围的高校青年教师展开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高校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回收有效问卷5138份。此外，我们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和研讨交流等社会群体研究方法，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60余场、学生座谈会30余场，深度访谈200多人，研究成果出版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的新称谓——“工蜂”，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在研究中，我们重点对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职业困惑和职业伦理进行了剖析，并对个人成长期待与国家科研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应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重大前沿科学研究，在各种管理制度中开辟青年教师特别通道，在各种评先评优机制中特别制定40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选拔机制，重点扶持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以及采用更为弹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等政策建议，相继被有关部门采纳，并在国家级人才项目规划中予以体现。
同样，青年科技工作者也具有和高校青年教师相似的代际特点。一方面，他们比老一辈学者具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全面系统的学术训练，不少人已开始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升学、就业的激烈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很多人还有较长时间的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与老一辈学者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他们追求更为实用的知识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力证书），敢于展现自我，渴望自我价值实现，希望尽快得到社会的认可、尊重、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过度关注自我，一切努力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谋求“工具合理性”。他们不是老一辈那种理想的、奉献型的群体本位主义者，而是倾向于务实的、功利性的个体理性主义者。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知识文化水平高，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在结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该群体发表的言论多具有剖析性、预测性的特点，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因此，做好这个群体的工作，有利于其他群体工作的顺利开展、事半功倍地凝聚社会共识。2017年，受中国科协委托，我课题组开展了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状况的调查，并形成报告上报中央。
在国内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归国留学青年（海归）就业难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尤其是中学毕业就直接出国留学的“新新海归青年”，纵然有“海归光环”，但其年龄低、学历低，综合竞争力较于国内毕业生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甚至逊于国内名校毕业生。这使得归国留学青年特别是中下层归国留学青年就业难问题凸显。课题组调研发现，目前国家对于归国留学青年出台了许多政策，实施了“青年千人计划”等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但是对于归国留学青年的生活关注仍有欠缺，比如落户问题、往返签证、夫妻随迁等，给其工作带来种种不便。另外，对于低层次海归青年关注较少，在高层次归国留学青年成为竞相争抢的对象时，多数平庸的归国留学青年反而成了尴尬的“夹心层”，很多直接成为“海待”而沦为弱势群体，这需要我们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加强思想引领，并进行相应的就业扶持。
在对上述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实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课题组着重对其政治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实践结果的连续过程，根据从抽象认同到具体实践的顺序，政治价值观可以划分为制度信任、执政效能、信息权威三个维度。在三个维度中，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感属于政治认知，对执政效能的满意度属于政治评价，对信息权威性的依赖度属于政治实践。我们从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出发，确定测度价值观的测度指标，建立了测量知识青年政治价值观的指标体系。运用几次调研样本的数据进行层次分析法（AHP），进而得出对不同指标的权重，以确保量化得分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使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观可量化、可测量。经我课题组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知识资本的累积影响政治制度信任感、与体制距离的远近影响执政效能满意度、年龄地域的变化影响对国家发展的信心等，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三）新社会阶层及新兴青年群体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是21世纪以来对特定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概括，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声的社会转型的附带后果，是国家治理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延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社会阶层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其中70%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又称“新兴青年群体”。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社会阶层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给中国共产党以一致性引领多样性带来了挑战。同时，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也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基础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团结引领好新的社会阶层，是共产党人需要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2016年7月，中央统战部成立“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后于2018年底改为“六局”）；同年9月，共青团中央成立“社会联络部”（联系新兴青年群体）；2017年2月，中央召开首次“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为准确把握这一新生力量的真实情况，我课题组开展了持续性研究，深入新社会阶层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田野观察，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以及焦点小组法等展开实地调研，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第一次调查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针对新的社会阶层四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317份，访谈285人，举行座谈会56场；第二次调查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针对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青年自由职业者和青年网络人士三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136份，访谈371人；第三次调查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2月，针对网络主播群体，联合42家网络直播公司及平台，回收有效问卷1889份，访谈100人；第四次调查从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针对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访谈40人，举行座谈会6场。
新社会阶层内部分化比较严重，构成和成分复杂，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利益诉求及政治态度等方面差异性明显，且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研究难度很大，其中的自由职业人员甚至是研究的盲区。我们基于四次调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战，从作用发挥、社会风险、引导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并在数据和材料的对比中，加强对新社会阶层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研判。此外，还对中国历史上新社会阶层的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思考，对意识形态输出性强的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新文艺群体）进行了专题研究，对社会关注度高的网络主播群体进行了典型研究，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新兴青年群体进行了趋势研究。整个成果既有全景透视式的立体画像，也有对具体重点群体的细致精准素描，首次形成了有关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完整系统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数篇内参报告和十余篇论文，中央深改组围绕成果召开专题会议，新的社会阶层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中国青年研究》优秀论文奖”等。
与此同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进步，快递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促进青年灵活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已经成为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真实写照，他们是新时代城市新青年的缩影。研究分析快递小哥呈现何种特征，其与普通青年的共性与差异，其主要诉求和价值判断等，对党和政府准确把握新兴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青年群众工作至关重要。2019年，我课题组对北京市范围内的快递小哥群体进行了深入调研，共得到有效问卷1692份，选取了样本中典型性较高的62个快递小哥进行了一对一深访，拍摄了217张快递小哥工作的照片，并分别召开了快递小哥座谈会、管理层座谈会和基层站长座谈会，深入快递小哥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景进行研究观察，对城市快递小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形成了一些重要认识与创新研判。
课题组对快递小哥具有的人群特质、蕴藏的社会功能、承受的风险压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读，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0条意见建议。我们将快递小哥称为城市的“蜂鸟”，这种鸟色彩鲜艳，通过快速拍打翅膀得以“悬浮”停在空中，是唯一能悬停飞行的鸟类。快递小哥穿着不同颜色的快递服，穿梭在城市楼宇和街头巷尾，像蜂鸟一样“光彩夺目”，同时他们也“悬浮”在城市上空，并没有真正落脚在城市：一方面，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障碍下，他们回农村难以挣钱，在大城市难以立足，在空间上“悬浮”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另一方面，他们“悬浮”于既有制度设计之外，体制内的各种保障，由于身份户籍所限，他们不能满足条件，制度外对低收入群体的各项福利照顾，由于其收入高于政策标准，他们也无法拥有，他们是制度政策的夹心层。课题组就有关快递小哥的研究成果刊发近十篇论文，并出版学术专著，政策建议被国家邮政总局采纳，保障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推动了物流行业的健康发展。成果荣获国务院参事室“第三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一等奖”“《青年探索》优秀论文奖”等。多家主流媒体全方位跟踪报道，其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文章《城市跑男》阅读量达到10万+，微博点击量23万+，引起社会广泛热议，产生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
（四）“左翼”“港青”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
2018年7月以来，一些知识青年积极参与工人“维权”事件，他们中有很多来自知名高校的学生理论社团和公益组织，家庭背景相似，喜欢研读马列著作，宣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在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批既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又有较强政治参与能力的“左翼”青年活跃分子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领域频繁出现。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部分“左翼”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模式正在由“线上表达为主”向“线下积极行动”转变，中国“左翼”青年思想的理论准备、民间动力和社会基础正在逐渐生成。
思想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反映，是不同阶层或群体在具体经济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心态的极端表达。在不懈的努力下，我课题组通过多种方式与一些“左翼”青年组织的领导人物和基层处理相关事件的一线干部有扎实深入的交流互动，根据大量的私密访谈以及在深圳等地对产业工人的实地调研，形成了“左翼”青年思想动态调研报告。在报告中，我课题组不仅对群体的思想状态进行表层的梳理和一般性的解读，而且深入群体行为模式背后的结构机理中去剖析和探究，尤其是对调查对象在日常行为中不经意或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倾向给予特别关注。恰恰是这些细微之处的瞬间表达，有可能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而通过深挖调查对象的深层心理世界，才能真正了解“左翼”思想理论的来源，详细阐释该思想解读与接受环节是如何逐步在具体问题上“降维”的，即说清楚：该思想的根据是什么，援引的出处在哪里；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接受和传播等。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左翼”青年思想的出现，既有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青年一代容易接受社会上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对改变底层人民生活、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等问题抱有激进且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具有改革制度、批判现实的特性，尤其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利益错综复杂的时代，青年容易信奉以彻底革新现存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或将类似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思想依据。从近年来西方各国发生的青年运动来看，它们之间特征相似且联系紧密，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骚乱乃至政治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运动甚至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社会抗议周期。因此，与“左翼”青年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研究也被纳入我课题组的视野之中。通过对“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欧美“占领运动”、香港“占中”等青年社会运动的比较分析，我课题组总结出未来青年运动的四个新趋势：（1）动员渠道从实体转向虚拟；（2）组织形态由垂直转向扁平；（3）运动诉求由先赋转向后致；（4）运动先锋由高校学生转向失业青年。这些新趋势启示我们应具备复杂性的思维方式，认真总结高知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深入研究青年运动的国际化共性和中国特性，加强对重点领域和敏感时期的青年的信息采集分析，积极探索青年运动预防预警体系构建，面对青年的潜在社会运动风险，审慎制定相关政策。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我课题组于2018年受深圳市政府资助成立全国青年大数据调查实验室，立足粤港澳、放眼全世界，考察青年社会运动的新态势和新变化。2019年6月以来，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一系列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动，引起举世瞩目，造成深远影响。一般而言，社会运动发起简单，长期维持则非常困难，此次修例风波在社会运动史上较为少见，是香港回归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事件。和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数社会运动一样，这一系列事件的显著特点是青年成为运动的主体和中坚力量，而且在运动中参与暴力违法活动的绝大多数也是青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有青年群体敏感易冲动的青春期特性，也有中国崛起背景下外部敌对势力的挑唆鼓动，还有长期以来香港发展的内生矛盾。
自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我课题组多次派成员赴香港实地走访调查，与各界青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调研对象的政治立场涵盖了泛民派（包括激进泛民和温和泛民）、中间派到建制派，职业分布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金融业白领、媒体从业者以及历史文化学者等十余个类别，形成的研究报告深入分析了香港修例风波呈现的社会运动新特点，从代际原因、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和政治原因等四个方面剖析了香港青年政治态度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香港青年统战工作提出了三方面建议：（1）重新认识求同存异的统战原则，寻找契合香港实际的统战新话语；（2）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更加关注香港普通青年的发展诉求；（3）构建“一国两制”的青年话语体系，加强对港软实力建设，增强意识形态柔化力。我就报告主要内容在全国青联常委会及各种内部会议上发言后，得到积极回应和肯定评价，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后，亦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转发对港工作部门进行研究部署。
（五）党建保密及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7年，团中央领导同志在和我交流时谈及，当前“95后”大学生存在入党积极性不高、入党动力降低的情况，我课题组立即在几个高校展开摸排，发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我们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行为逻辑，将会对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95后”大学生是现阶段高校学生的有生力量。他们对党的感情和认知，关系着党的队伍能否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这一时代课题，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具有深远意义。我课题组随即展开调查，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7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193份。此外，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度访谈123人，召开座谈会44场，最终形成了“95后大学生入党状况”调研报告，归纳出“95后”入党状况的六个新特征：（1）入党竞争加剧与入党动力降低“矛盾式共现”；（2）入党门槛提升与党员光环消散“共生性并发”；（3）高中宣导缺失与大学党团工作“断崖式割裂”；（4）思政教育固化与价值追求分化“内生性冲突”；（5）就业渠道多元与功利主义抬头“融合式发酵”；（6）形象认同深化与现实表现弱化“张力性演进”。在报告中，我课题组还从制度构建、渠道优化和过程联动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1）制度构建：注重科学评价，坚持“能中选好”，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观；（2）渠道优化：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利用“第二课堂成绩单”，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3）过程联动：注重形成整体合力，完善“推优”制度，协同发挥学生党建和团建的力量。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国门的进一步开放也加快了国外各种思潮在我国的传播，这在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市场的同时，也难免对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其中，保密工作是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在信息公开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认识的情况之下，保密工作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往往容易招致民众的误解，尤其是青年的抵触，进而得不到青年的支持，乃至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做好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树立保密工作正面形象，赢得青年的理解、支持和信赖。为了让广大青年更好地接受保密理念、讲好保密故事、传承保密传统、创新保密话语体系，国家保密局委托我课题组就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问题展开调研。我课题组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立足于有关意识形态和保密工作的相关理论和实证调查材料，综合运用逻辑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关键问题分析与工作路径研究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多视角的剖析和探究，提出加强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举措。中央保密办对研究成果高度评价，专门发函通报表扬。
在移动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为适应新时代、迎接新机遇做了很多努力，但也应当看到，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新变化面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很多方面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尤其在对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引领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调动并发挥青年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让青年从内心里真正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发展道路，是一个重大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我在担任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期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形成了一些思考成果。在战略层面，我借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的观点，提出要让主流意识形态“用之于无形，使人不厌”。在战术层面，努力实现时代话语的转变、艺术话语的转变、个体话语的转变，运用“大人物讲小故事，小人物讲大故事，老人物讲新故事”的工作方法。在长期和青年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同青年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引领而不是批判，是对话而不是责骂，是寻求共识而不是诋毁压制。我们应当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用鲜活的故事和朴实的话语打动青年，将主旋律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把宏大叙事“打包”，把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蕴含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之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同青年价值观的沟通对话。
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对称战争”，我提出“降维打击”的工作思路，让党的理想信念对接青年生活的各个场景，并且不断提高构建青年生活主场景的能力。场景越有传播能力，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越容易形成。要构建一个有传播动能的场景，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1）场景本身是否有内容，让年轻人有转发的欲望；（2）场景本身是否足够真实，让年轻人有体验的动力；（3）场景本身是否形成一种基于亚文化的人格，让青年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温度，愿意参与和亲近。场景中这样的内容越多，传播就越有动能，形成的认同感就会越强。做好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不能再简单执着于宣传内容，而要专注洞察新的场景可能；我们不能再拘泥于自我本位诉求，而要激发青年主动传播分享；我们不能再以肉搏战获取青年关注，而要用新视角独占新场景红利。
（六）“战疫一代”及国家应急支援力量研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必将对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的“90后”“00后”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一代人心理成长和思想成熟的人生标记。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援鄂医疗队4.26万人中，护士有2.86万人，占比近70%，其中“90后”护士占到40%。因此，正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代青年具有特殊的代际符号意义，2020年4月，我提出“战疫一代”的时代称谓，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青年热烈讨论。
为了系统呈现“战疫一代”的代际特征，全面反映“战疫一代”的时代内涵，我课题组于2020年3～4月组织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代青年价值观影响调查”，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以此次战疫中参与一线工作和当地防控任务的“90后”“00后”青年为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回收有效问卷11736份，从社会关系的六个层面入手，形成了疫情期间当代青年价值观演进变化的一些初步结论：（1）自然观：敬畏自然与环保意识相伴，生态理念深植；（2）道德观：跨代共鸣与情感直觉交织，核心价值内化；（3）社会观：责任担当与扶危济困同向，公共精神升华；（4）政治观：道路选择与人民理念坚定，制度自信激活；（5）民族观：家国情怀与传统文化破壁，民族共感深化；（6）国际观：开放包容与互助合作融通，大国意识觉醒。这些结论为研判中国未来10～30年主要劳动人口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分析基础和政策参考。成果刊发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后，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公号相继转发，课题组制作的短视频《战疫一代·青春不败》亦被《中国青年报》抖音号官推，点赞量过万，观看量超过百万次，激发凝聚起打赢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力量。
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课题组迅速通过网络途径启动工作，运用已有调查平台和联系渠道，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对778名在疫情期间仍在岗工作的快递小哥开展调查，对其工作状况、防护措施、心理波动、社会评价等进行分析，成果相继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并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得到国家邮政总局和北京市主要领导的批示和重视。在调研快递小哥疫情表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社会群体和快递小哥一样，立足自身岗位、发挥职业优势，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对疫情期间社会局势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要的应急支援力量。这些社会群体包括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退役军人、社会组织从业者等，他们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有其必然性，对于今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建设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创造性地提出“支持性治疗”的危机治理理念，即在公共突发事件中，国家在传统应急力量被紧急动员起来“应战”以外，还可组织一批可以积极“迎战”的社会有生力量，尤其是在危机治理中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些关键人群，通过他们来激发社会自身“免疫力”。这些群体具有深度嵌入性、技能优势性、高度机动性、组织协作性等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就像“流体”一样，游走于群众生活之中，穿插进群众需求之间，一旦遇到危急时刻，受到巨大外力冲击，就能发挥关键作用，凸显其“过硬”的价值，好似物理学中的“非牛顿流体”，我们将其命名为“游隙群体”。机械轴承中存在“游隙”是为了保证系统灵活无阻滞运转，而社会中“游隙群体”的存在，则保证了秩序的平稳运行。我们借鉴中国历史上生产—应急状态转换的典型范例“府兵制”的经验，归纳和提炼“平战结合”的普遍转化机制及动员规律，提出以“游隙群体”等应急支援力量为抓手，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建议。成果发表在《人民论坛》“精品力作”栏目，后被“人民网”等转载，引起社会关注和学界讨论。
疫情期间，我课题组善于发现疫情中群众面临的突出困难、善于反映疫情中群众迫切的意愿呼声、善于总结疫情中群众创造的经验做法，始终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研究、出实策，以调查为基础、以研究为核心、以媒体为扩展、以思想引领为目标，围绕疫情应对相关问题产出一系列高质量成果，拿出了一批“用得上、靠得住”的政策建议，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维护经济稳定发展大局做了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二 学术价值
十余年来，我课题组深入城乡社区和基层一线，通过扎实细致的实地调查，走近青年生活工作的“第一现场”，感受青年群体的喜怒哀乐，反映青年群体的诉求渴望，围绕时代挑战与青年命题，从概念本质、中国经验到国际视野，得出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探索性创见和前沿性成果，系统阐释了中国青年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当前群团改革实际，不断探寻新时代青年工作的突破口和新方法。
（一）我们通过横纵交织的研究体系，立体勾勒出当前中国青年的经验版图，并且在青年研究领域回答了“什么需要记录”以及“如何准确记录”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方面，在横向维度上，我们根据青年群体的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分门别类地调研了32个青年群体。这其中既有以“蚁族”“洄游”为代表的青年流动人口，也有以“工蜂”“海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产业工人、青年白领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青年群体，也有以网络主播、流浪歌手、快递小哥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我们把脉每一类青年群体的具体特点和真实状态，让一些鲜为人知的青年群体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在人们的脑海中活起来、亮起来，让政策的出台更具针对性、更有的放矢。
另一方面，在纵向维度上，我们打破青年群体划分的界限，着眼于整个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围绕青年向上阶层跃升的关键要素，进行系统化研究，避免零星地、孤立地、点状地看待青年发展，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课题组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青年蓝皮书）系列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中最早的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每次出版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2013年第一本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城市新移民的崛起》，聚焦青年“户籍”问题，研究分析在大城市生活工作但没有取得大城市户口的年轻人；2014年第二本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聚焦青年“住房”问题，研究分析大城市青年的居住焦虑和住房分层；2017年第三本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阶层分化中的联姻》，聚焦青年“婚恋”问题，研究分析大城市青年的婚恋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这些青年阶层跃升中的不同关键词，来揭示转型中国社会一代青年的群像。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直面回应，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需要记录”。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内容庞大，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记录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视域，进行选择取舍。因此，什么需要记录的问题，其实是研究志趣和学术方向的定位问题。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研究者，认为“需要记录”的东西会有所不同。具体到青年研究而言，我课题组不仅关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更重视占据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青年；不仅关注高新科技行业、新兴文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青年精英，更聚焦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中的普通青年。或者说，我们觉得更需要记录的是这个时代那些被遮蔽的、被边缘的、被忽略的、被淹没的青年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先进青年不需要记录，而是我们认为，先进青年已经有很多平台在培养、很多资源在倾斜、很多学者在研究。就像看东西，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就被关注，反而其他地方就被遮蔽在黑暗之中。我们希望把聚光灯变大一点，多照亮一些原来忽略的部分，即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但并不是说聚光灯原本照亮的地方就不重要了，只是我课题组更希冀记录普通青年的人生际遇和群体形态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准确记录”。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较为科学的方法体系来反映社会现实。我课题组在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借鉴学习前人已有的经验，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我们把实地调查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把个人领衔与团队协作结合起来，把资料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综合了日志分析、计量统计、网络问卷、深度访问、焦点小组讨论及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手段，尝试将扎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更加强调身临其境“耳闻目睹说”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旁人”和“关系”的重视、大时代和小世界的呼应、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关联、“生活志”和“口述史”的对照等，逐渐形成了“深度入场、共情交流、抽离研判”的研究经验，“资料就在背包上，调研就在大路上，案台就在膝盖上，成果就在大地上”的研究作风和“服务人民找问题，俯下身子做调研，把握规律提建议，凝聚理想建团队”的研究宗旨。2019年，我们根据自身摸索的实践经验，结合成熟的调查理论，出版了专门论述调查研究方法的著作《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该书入选了《人民日报》主题教育读本，受到广大领导干部和实务工作者的好评。
（二）我们以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把社会前沿领域的青年研究作为撬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支点，使青年研究成为拓展社会科学研究边界乃至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的重要工具
从最早的“蚁族”研究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蚁族”大多来自农村，这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大学毕业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化洗礼，在学历及文化资本上与中产阶层差异较小，可是其经济收入以及劳动条件却处于底层，这会对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本结构造成重大改变，也冲击着阶级不平等及差异的合法性。同时引发我们思考，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是否已无法通过大学渠道获得阶层晋升？何种背景的青年才可以从文化资本中获得阶级地位提升或巩固？这一切都涉及阶级及阶级结构的动态再生产问题，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更复杂的变化。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流动的快慢，而青年是最为渴望向上流动，也是阶层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通过对不同青年群体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来考察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情况，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阶层分化是扩大还是缩小了阶层的不平等？哪些阶层的地位上升或下降了？哪些阶层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或失去了既有的利益？由此引发了哪些问题，带来了怎样的后果？需要进行怎样的分析和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又是什么？这既是理论与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关乎未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建构，而从青年入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一直以来，青年研究并非社会科学的显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青年改造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青年研究也受到更多关注。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反过来看，也需要用社会现实的研究来改造社会科学，进行社会科学革命。我课题组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无论是“蚁族”“工蜂”“洄游”，还是产业工人、青年白领、快递小哥，抑或是新文艺群体、社会组织领袖、小微企业创业者，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直紧扣国家和时代发展脉搏，敢于直面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努力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学术概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青年研究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青年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青年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研究过程中我课题组充分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经验，不仅充实丰富了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数据库信息，而且以交叉学科实践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发展。除了将定性收集的信息与通过问卷定量分析得到的洞察进行有机结合，我们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等学科理论，对青年群体的类型结构、生活状态、职业发展、空间分布、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度透视，剖析不同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生活、网络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对不同青年群体的演变路径和阶层内涵做出科学化的理论阐释，力图找到影响中国社会分层背后机理的解释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群体的知识储备，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生动的养料；而且提炼出了一系列有关青年问题的创新观点，对于研判未来中国青年的发展趋势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我们立足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不拘泥于西方理论体系，将青年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框架里加以考察，尝试通过青年研究，构建起读懂中国社会前沿、分析中国社会变革的新话语新视角，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
不同于一般基于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阶层研究和纯学理分析，我课题组长期蛰伏在不同青年群体之中，运用大量实证数据和质性材料，从中国的制度、文化、历史等多个维度延展，对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研判。在讨论当代青年及其引发的现象和问题中，我课题组不是简单地以一种传统说教式的框架，比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区域、政党与人民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的叙述，而是将自己作为观察者和亲历者，对青年进行长时间的交流、对话、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融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又保持了一种人类学上的研究距离。我们在田野中把握青年问题的实质，将青年的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及其所面临的焦灼、不安、困惑、苦恼、渴望、诉求等，放在现代性、全球性、国家主导等分析视角下，展开讨论和思考，丰富了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视角，特别是流动人口和新兴群体的认知，拓展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视域，对梳理不同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影响，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以及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价值。
例如，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难题。过往的研究观点无论是单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其核心思路都是把职业结构作为阶层结构的核心，所描述的是不同职业的声望、收入、教育或消费的相对高低或相对资源量多寡。这种思路的潜在理论假定是，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是社会分工的最主要形式，从而试图把权力关系与经济利益整合起来。在这样的视角下，网络主播、签约作家、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负责人等新兴群体便会因其巨大的职业差异而被视作不同阶层，这放大了群体间的异质性，而忽略了群体间的同质共性。我课题组从新兴青年群体以及新社会阶层的视角出发，重视从关系性模型视角看待阶级阶层结构，不是停留在阶级阶层成员所拥有的收入、消费品等资源的状况上，而是更关注阶级阶层关系如何导致了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就业与政治机会等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阶级阶层关系中居于不同社会位置的成员，是否形成了相近的地位认同、社会政治态度，是否有可能发生维护自己的既得社会资源或争取新的资源的集体行动等，并进而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本身是具有文化性的，他们是意识形态输出性很强的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使其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主要基于家庭（血缘）、地域（地缘）、教育（学缘）和职业（业缘）等联结方式，而是更多地基于“价值观”（意缘）认同，他们是“意缘联结”的阶层。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突破了原来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划分阶层的局限，突出了社会阶层对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方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他们在某一领域有了权威，但是背后没有赋权，他们是自我赋权的阶级。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从现实维度和理论维度，将青年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框架里加以考察，描述中国阶层关系变迁的动态图景和发展轨迹，通过对社会中具有较强社会行动能力的青年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整合性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等，并在理论创新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四）我们以青年研究这一观察社会的“中观切片”为入口，以“上接天气，下接地气”的研究路径为载体，既可将群众分散的智慧集中为党的决策，把群众分散的意志上升为党的主张，也可让党的声音为群众所乐于接受，使党的政策为群众所理解
对于学者在社会角色中的定位，很多人认为要坚持独立之精神，不应和政府走得过近，以免影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不否认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都是值得审慎对待的，但是审慎不等于不接触，也不意味着没有立场。一项成果要真实反映情况，并检验实际效果，恰恰需要和政府以及研究对象频繁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说法、做法。因此，在研究中，和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影响者既要保持适度距离，又要有充分沟通交流。我课题组用“一臂之距”和“介入的旁观者”这样的描述来形容我们和政府部门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臂之距”意味着研究的结果，将有可能会影响到一定层面的社会群体。这种责任，让每个参与工作的团队成员在心底最深处产生一种敬畏感，这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学术能力和知识体系，也是在检测我们的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心。“介入的旁观者”意味着我们坚定地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拥护党的执政理念和大政方针，但同时保持对世界大势、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理性化思考和去情绪化分析，坚持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秉承热情、专注、冷静、理智的学术精神，从不放弃对已有认知的质疑。面对研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谨慎的态度判断政府的价值取向，充分考虑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多重处境和复杂难度。我们始终抱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学术的创新、社会的创新、经济和商业的创新，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行为的创新，因为只有这样，影响的人群才会更为广泛，我们的研究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基于这种认知，我课题组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系统深入的社会调查，将分散的经验材料提炼成指导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其中，“蚁族”研究成果多次得到习近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其日常统计中单独增设相应口径，准确掌握该群体的数量与分布，并根据研究成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扶持政策，帮助该群体创新创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成果得到习近平总书记400余字长篇批示，习总书记在批示中高度评价我们的研究报告，认为“报告写得很好，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报告中提出的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加大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力度、开辟青年教师专门成长通道等举措也被相关部委所采纳。《“95后”大学生入党状况调研报告》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中办专门发函进行通报表扬。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新移民的调研成果得到李克强总理的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发改委认真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网上社保和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探索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办法等，被有关部委和许多省市采纳施行。新兴青年群体和新社会阶层的研究成果连续几次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十余位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做出批示，中央深改组就报告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果为2017年“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的会议材料和政策预演。《“左翼”青年思想的研判分析和工作建议》上报后，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批示中提到“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前瞻性很强”。《近期香港青年运动折射的价值观变化以及对港青年工作前瞻思考》上报后，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战疫一代”有关成果发表后，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热情反馈和积极评价，大家自发点赞并分享传播，喊出了“战疫一代·青春不败”的时代呼声，多家中央媒体予以转载和刊发。
自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有关部门普遍反馈我们的研究成果针对性强、有实效性，对新时代党建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群团工作、社会治理等，均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我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能够高频次地进入中央文件并推动形成部门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敏锐把握和成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实操效果。2014年7月，我应邀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主讲青年问题；2017年2月，应邀赴香港为香港中联办、中资企业负责人、驻港部队团以上干部主讲社会运动问题；2018年4月，应邀为国家保密局中心组学习主讲保密意识形态问题；2019年12月，应邀为北京市委领导班子主讲城市治理问题。多年来，我应中央统战部、文化和旅游部、国资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委以及国家能源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核工业、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电子科技等数十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邀请主讲青年问题，使政策制定者更加了解青年、支持青年工作，出台更加符合青年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政策举措。
三 社会价值
青年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投射，是社会转型的灵敏探针。近年来，青年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究其根源，正是我国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叠加推动下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之中，而青年始终是这一转型的中坚力量和活跃因子。从历史上看，积累了大量文化资本的青年，更是社会变革的关键群体。一方面，如果发挥好青年群体的作用，他们便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在社会流动速度放慢的阶段，如何“安置”好青年群体，亦是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总的来看，我课题组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研究，把握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在弥合裂痕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群体的融通共情
在多年的青年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不应将青年单纯作为一个客体予以看待，而是要将青年作为认知社会的一个维度来加以分析，着眼于青年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即在青年与整体社会形态的关系中去把握青年，特别是对后喻时代背景下青年行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在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出来。因此，在社会要素变化对青年的影响以及青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中来把握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够更深入地认知青年的时代特点和行为模式。因此，与其说是研究青年，不如说是通过青年来观察社会。一个善于研究青年问题的人，应当是既能“入”，又能“出”。“入”而深入分析，进入不同青年群体内部解剖麻雀；“出”而旷观大体，能够站在宏观层面考察青年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
而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有什么价值的话，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弥合社会裂痕”。作为一项研究工作，要承载这么重要的使命，很多人会觉得夸大其词。但如果耐心读完我们的作品，了解了32个青年群体的状况，我想应该会得出与我们同样的结论。泥人也有土性，小草也会呻吟，面对来自底层的叩问、来自民间的立场、来自弱势的目光，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其实就是消除彼此成见、弥合社会裂痕的开始。这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在人类精神的层面，更是使那些已经在我们的心中越来越淡漠的善良、宽容、尊重、平等、倾听、公正……这样美好的词语，不仅仅是一种漂亮的修辞。
当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带来居住选择的多元和职业选择的多元，形成人生发展方向的多元和生活交际方式的多元，进而导致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在许多具体的生活个案中，人们发现找不到所有人都认可的关于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以往有高度共识的“幸福”“伟大”“英雄”“成功”等概念内涵均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而青年群体，由于收入差别大、工作性质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基于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思想认知、生活经历、利益诉求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日益分化，差异日趋显著，有的完全对立，有的互不相容。近年来一些网络舆情事件也表明，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阶层的青年群体表现出了迥异的价值判断。
通过我们的作品，人们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不同青年群体，并认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想象。我们今天所获得的回报，可能并不仅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更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和命运的眷顾所赋予的，不能把机遇运气和外在条件简化为自身能力。我们能够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能够做目前的工作是以很多人要做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为代价的。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成绩而洋洋自得，也不要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领域中，忘记了这个世界的辽阔和丰富。只有学会谦卑和感恩，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只有不断换位思考，才会尝试去理解其他群体坚守的价值准则。
因此，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正是要让自己的学术成果成为不同青年之间相互融通、彼此包容的纽带。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跨越不同群体各自认知系统和评价标准的“通灵感”。当我们看到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收入水平却和自己身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街区的人们，正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正在为自己的生计打拼，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同源”的感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变迁的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共情”和“通灵”以及与其他群体建立平等尊重关系的心理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在这个世界的“根”。每个人都是与大陆相连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我们的研究，为不同群体的心意相通搭建起一座座理解的桥梁、拆除一堵堵成见的高墙。
（二）通过研究，宣传党的理论政策，在价值实现和利益满足的协调发展中，达到思想引领的最佳效果
调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做群众工作，也肩负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责任。调查研究中的群众工作，不同于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活动到活动，而是要将调研的大量案例和鲜活资料与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有机结合起来，与我们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理想主张用学术思维、通俗话语、真诚交流打包起来感召青年、教育青年、感染青年。
调研启动后，我课题组成员抓住一切机会与调查对象交流讨论，用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和他们一起分析问题。既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也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既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又当人民群众的老师。我们生动讲解一个个“中国故事”“中国纪录”“中国奇迹”背后迸发的思想火花，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发芽。无论是在企业、矿场、油田，还是在街道、乡村、城中村，在无数次的访谈座谈和问卷发放中，我们都向调查对象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达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使青年在交流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努力在中国的时代发展进程中不让一个青年掉队。
在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影响青年政治态度和社会感知的核心要素在于几个关键变量，即住房（租房）状况、职业发展路径和婚恋家庭支持，这是青年初涉社会立足起步的重要基础。这几个关键因素解决好了，青年对未来就充满希望，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也能自我疏解并进行调适。如若这几个方面靠自身努力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青年就有可能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进而丧失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因此，执政党要赢得广大青年的支持，就必须从青年群体的核心诉求和心态波动出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只有关注重视青年成长过程中的核心权益，加大力度解决影响青年发展的关键变量问题，切实回应青年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使党的政策赢得广大青年的衷心支持和积极拥护。
调研过程中，当群众尤其是青年朋友对当前社会现实有一些不满和抱怨时，我们向他们认真分析哪些是国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能空谈空想，要放长眼光，着眼发展；哪些是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的问题，不能过于急躁，要耐心包容、看到进步；哪些是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不能盲目对比，要客观理性、立足实际。我们向他们答疑解惑，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具体论断，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澄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错误观点，引导群众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十余年来，我们通过不回避、深层次、成系统的思想碰撞，以平等的姿态、高超的思辨，从感性上吸引，从理性上说服，扭转了很多青年对党的误解怀疑和错误认知，积极探索把广大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三）通过研究，加深对人民整体性和分类性的认知，在针对性和复杂性的动态平衡中，创新社会群体调查的研究范式
我们从事的青年研究，属于大的社会群体研究范畴。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政策源于对现实的关照，人民的关注就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脱离了人民的政策是没有价值、没有生命力的。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在具体的现实政治操作中，人民并不是一个单一主体，而是分阶层、分群体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民，其诉求往往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有的群体诉求集中在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有的群体对安全、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改善反映强烈，还有的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保障要求持续增长。可以说，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人民的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等特点。那么，如何辨析判断每一类群体的真实诉求，在有限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应当先实现哪部分人民的利益、先维护哪部分人民的权益、先发展哪部分人民的福祉，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与人民分层不同的是，我国党政机关的设置是按照行政业务的类型来划分的，每一类政策的适用对象与诉求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精细度越来越高的管理模式和撕裂度越来越大的群体分层中，要做到精准施策、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其实是在考验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群体研究是当前认识中国、分析中国、改进中国不可绕行的必经之路。
具体而言，我认为社会群体研究具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方面是很强的针对性。研究问题越具体越难，社会群体研究需要对调研对象有极为精准的把握。某一群体是不是可以成为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或者成为实际工作中政策指向的一个类别？如果可以，该群体是如何界定的？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反映到学术概念上该群体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在国家发展的当前阶段，该群体是否达到了可以单独施策的标准？等等，都需要进行具体而微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分析。很多时候，群体界定不清或认知不准，使不具备在当前发展阶段受助的群体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或群体界定的范围过大、标准过宽，使原本有效的政策降低了实际应用的效果，都是研究的失败。
另一方面是很强的复杂性。中国当前的行政体制呈条块状分布：纵向为条——中央各部委对地方归口单位进行业务指导，且具有考评权力；横向为块——地方党政领导对属地各部门具有管辖权力，直接决定干部升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一项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既受中央“条”的业务指导，又受地方“块”的实际领导。我们在研究某一群体时，由于诉求多种多样，渠道千差万别，必然会牵扯到不同党政部门和不同利益主体。条块分割，横纵交织，犬牙交错，这就对研究者把握平衡不同部门的政策供给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做社会群体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政策研究，既要聚焦到某个具体政策去梳理来龙去脉，找准该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还要把社会群体放到中国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中去综合研判，从横纵两个维度来解剖调查对象的特点、问题、起因和趋势。在研究中，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导向，都有自己的权力边界，且不同部门之间业务跨度大、政策联系紧，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研究不深入、分析不精准，最后导致利益配比失衡，很可能造成政策之间的扯皮和对冲，降低了实际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向的作用，违背了研究的初衷。比如快递小哥，虽然由邮政牵头管理，但涉及民政、社保、税收、公安、交管等十余个部门以及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横跨党、政府、群团三个系统。新的社会阶层亦是如此，虽然该项工作由统战部门具体负责，但是民政、宣传、文化、广电、体育、税收、群团等都与新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工作联系。因此，做社会群体研究，是对研究者处理复杂性问题能力的全方位考察和综合性检视。
四 关于本书
这本书是我课题组十年来所发文章的精选，以往这些文章散落在不同杂志和报纸以及媒体报道之中，并未系统成书，就好像一颗颗珠子，散落在故纸堆或岁月的尘封中。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形成一串美丽的“项链”，既可以追溯尘封的记忆，又可获得一次难得的反省契机。
书中的文章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均为近十年课题组研究思考的结晶：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当代青年问题展开，收录了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些研究成果，如“蚁族”“工蜂”“洄游”“拐点一代”以及城市新移民等，同时，还从青年整体发展和国际青年运动的视角，遴选了一批前沿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新社会阶层相关研究，自2015年以后，我课题组有意从青年研究转向阶层研究，其切入点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层正在发展壮大，鲜有扎实深入的研究成果，学术拓展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是这一阶层的人口构成大部分是青年，我课题组在以往研究中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并不陌生。第三部分是基于我课题组调研成果撰写的一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长期的科研和行政双肩挑经历，让我在研究中自觉地把学术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共青团中央的工作经历更让我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既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置身事外，理论成果归根结底是要给青年看的，是要青年接受和引领青年的。第四部分是我在研究之余的一些感悟随笔，涉及人生观、大学回忆和田园野趣等，是我人生状态的另一个侧面，这一面更生活，也更真实。第五部分是摘录的部分媒体对我的报道采访和一些学者对我的评论，意在展现别人眼中的“我”和社会大众期待看到的“我”。
本书收录的文章有些曾经发表，有些属首次发表。已发表的文章均为十年间刊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主流报纸和《人民论坛》《中国青年研究》《人文地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的力作，报道我的文章则为一些学者和《中国青年》《中华儿女》《读者》《新京报》《中华英才》等知名媒体的记者采写而成。书中首次发表的文章也是过去呕心沥血的作品，但之前由于机缘巧合，未能得以公开，此次一并以飨读者。真是不整理不知道，这次认认真真地把自己十年来的文章梳理了一遍，点开久违的文档，好像打开了过去十年的时光，倏地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竟也洋洋洒洒写下数百万文字。显然，将所有文字都收录进本书中是不现实的，那么到底遴选哪些文章，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经过无数次的煎熬和比较，最终确定了入选本书的有50余篇。在撷取这些文章时，自己划定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已经结集成书、系统论述的不再收录
我课题组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不是平均着力的，有些持续性强、较为深入；有些因为课题委托和政策需要，时效性强。我课题组的“蚁族”“工蜂”“洄游”“蜂鸟”等社会群体研究，以及青年户籍、青年住房、青年婚恋等社会问题研究，绝大部分已系统呈现在《蚁族》《蚁族Ⅱ》《工蜂》《中国青年评论》《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等著作中，对于这些书中已有的文章，本书不再收录。对于以往书中未出现，而仅刊发在杂志或报纸上的文章才考虑是否收录，即收录文章的首选标准为未曾入选以往出版过的图书。当然还有一些文章属于首次发表。透过这些文章，大家会对我课题组的研究有更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二）收录的文章要能够反映课题组的调查水平和研究能力
由于图书出版过程相对较长，时间较为宽裕，给了我“再回首”思考的时间。细细品来，在我课题组完成的数十个课题、写就的几百万文字中，有一些是应景之作，有些结论也未必正确。此次成书，我严格评审标准，把自己认为较为满意的、能够反映当时课题组水平的文章予以收录，力求宁缺毋滥、优中选优。需要说明的是，我课题组很多成果涉及内容敏感，已经上报中央，因而无法公开。这些成果的质量过硬，研究扎实，分析透彻，建议务实，但由于已经定为密件，不能让读者一窥真容，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总之，最终入选的作品都是从上百篇可以公开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一定论述精辟，但起码视角独特；未必百分百正确，但能给人启迪；也许给不出答案，但会拓展认知空间。
（三）文章非必要不修改，基本保持了原貌
此次出版尽量保持原文不动，这不仅是对当时自己思想认识的尊重，也是对时代发展的尊重。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我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与文学作品不同，是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视角下，立足特定时空中的调查呈现的真实图景。所以文章一旦完成，所形成的结论也就定格于当时的历史之中，修改文章，等同于修改历史。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有些观点或说法已经和现在有了较大差异。而且，有些文章当时刊发时，由于时间较紧，对一些问题也来不及细加考虑，难免出现不如人意之处。因此，本着对当今负责的态度，我只对一些明显的谬误和必须更新的政治表达进行了修正，其他地方如无太大必要或无重大影响，即使时过境迁也没有进行调整，尽量保证成果的原始感和历史性。
（四）出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课题组留存记忆，更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
书一旦出版，对书的感受及评价，大多已超越作者之外，归诸赋予其意义的社会各界，但我仍要在此强调编撰本书的意图。应当说，研究与书写是我和课题组对身处时代的结绳记事，以此铭记我们经历过的风起云涌或黯淡幽微，出版更是我们对研究过群体的伦理义务与基本反馈，来表达我们的社会意识与生命关注。我课题组出版的书，虽然题材与体裁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书中流淌着我们团队的血液。每一部书都是一个生命体，著书者如果不能给作品注入丰沛的血液，不管生命的构造多么好，终究是个死物。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为这个时代作注解，为一代人立传。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评而不论”，仅仅评述别人的观点而不阐发自己的见解，这是典型的马后炮；我也不喜欢“坐而论道”，坐在书斋中挥斥方遒、指点天下，这是夜郎自大的表现。但是，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现实中不断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认识，的确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在研究中，我力图做到既不偏信古今中外的大家之言，笃定他们是不容推翻的定见；也不认为自己做些调研就能发现真理或规律，凭一孔之见而洋洋自得。虽然在研究中尽量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书中的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言不及义或未能尽言之处，还望读者见谅。
在开始本书的正式章节之前，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表达一些感谢（按理说，感谢应该放在本书最后，但我担心书的内容枯燥，无人坚持看到后记）。这个仪式虽不能免俗，却极为真诚。
我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十年，我见识了丰富多元、各色各样的社会百态，人生如梦，世事沧桑，往事如烟。工作后，我总往基层跑，令父母家人为我担忧不已，我亏欠太多，无法弥补。每次回家，我都给他们讲述调研中的见闻轶事——我专挑会令他们发笑的部分说，希望能让他们安心些。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没用，他们一点都没有因此而放松紧张焦虑的神经。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外婆对我影响很大，她虽是裹小脚的“清朝人”，却是我生命中第一位教我做人做事，以及勇敢看世界的长辈。是她告诉我温柔地留意他人的生命苦痛，但同时对人生保持乐观豁达的态度，这本书的精神正是外婆留给我的生命教诲。
我要感谢领导和老师们的指导和宽容。我的成长之路并不是一路笔直地通往康庄大道，也经历了不少蜿蜒曲折的幽径。我从一个顽劣的“胡同串子”变成一个喜爱思索的青年学者，集无数领导和老师的关爱于一身，自己何德何能，有此殊荣！我自知资质平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非但没有嫌弃放弃，更是努力发现我身上的优点，不断鼓励并加以锻造，最终练就了我如今闯荡世界的底气和根基。每当回忆起他们的言传身教，我都会告诫自己，不要把今天的成就简单归因于天分和努力，不要把所获得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和资源，用来嘲笑和贬低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而是要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
我要感谢课题组成员的智慧和奉献。无数次的争吵讨论，无数次的熬夜改稿，这好像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日常。和你们在一起，我有莫名的勇气和坚持。沈路、冯丹、芦垚、张钊、黄小东、加小双、周宇香、意如、张梅艳、张然、李琳熙、卞恒沁、张冉……还有我的研究生邓楚绚、李赵楠、周媛、唐盘飞、刘洁、吴强、曹轶昕、李颖……恕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近百人的名字，这本书你们都是共同作者。谢谢你们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我的人生因你们而精彩。友直、友谅、友多闻，此生有你们这样的益“友”，夫复何求！十年间，我们没有喝过大酒，极少互诉衷肠，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专注工作，但一有召唤，必有回响，心心相印，正应了古人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春夏秋冬，谁能想象我们的许多重大成果竟是夜深人静时分在快餐店和咖啡馆里完成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是只有吃喝玩乐，而是有很多值得珍藏和品味的回忆，尽管有些是苦涩的，但比那些平淡无奇的人生要有意义得多。而在经历这人生的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时代走出了自己的足迹。
我要感谢调研对象的帮助和启迪。感谢在调研中接受我课题组问卷调查或访谈座谈的32个群体数万人，是你们让我经历了32种人生，并欣赏了如此丰富多彩、美妙奇特的风景，让我见识了世界的辽阔和丰富、人性的悲哀与善良。你们中的一些人出现在我的不同作品中，一些人出现在我的讲座报告中，但是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情感、更多的感悟，在我以前的文字著述中，缺席却在场。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放在宏大的历史中好像不值一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态度。当我因研究成果获得关注和赞扬的时候，你们中的很多人仍在迷茫彷徨中坚守和奋斗，这令我深感愧疚，更觉任重道远。我不仅希望课题组的努力被社会肯定，更希望你们的努力能被社会看见，你们的声音能被社会聆听，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
我很庆幸十年前自己误打误撞进了社会学这个领域，这门学科教会我的，是在开展任何分析与批判之前，要学会谦卑与警惕，要了解自身视野的狭窄和认知的局限，要明白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及与其他阶层的异同。是社会学让我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她将我以前所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政治学都统合到一起，如果每个专业能用一个乐器来比喻的话，社会学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她的奏鸣就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人类的历史很长，人类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认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只有调查了，理解了，尊重了，最后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正如费老（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地欣赏别人创造的美，然后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拼合在一起，才会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之美。
此次结集出版是我人生阶段性的总结和梳理。重读这些文章，感觉好似触摸到当时蓬勃跳动的脉搏，仍能感受到其具有的强大冲击力。追寻着捡拾到的这些彩珠，就像是从泥土深处探出的芽头，零乱弱小但蕴涵着坚强的生命，让我看到过去十年间没有看到的东西。事业的得失、认识的深浅、成长的历程，也有了更为直观的参照。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写作《蚁族》时那个懵懂可爱的少年了。《蚁族》有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能打动读者的一本书，我当时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质朴、那种莫名强大的好奇心、那种面对未知事实的勇气、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精神是不可复制的。现在我再去做调研，自带一大堆社会身份，双方都会顾忌很多，担忧很多，交流起来也是另一套话语体系了。应当承认，我现在写文章的理论性、概括性都比十年前好很多，凝练抽象的观点也比那时强不少，但是那种打动人心的、原生态的展现力反而大不如前。对我而言，《蚁族》才是更真实的社会学写作，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时光无法倒流，亦不可追悔，《蚁族》永远是我的“乡愁”。同理，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思行者》，再过十年来看，其中很多观点可能是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观察方式，要珍惜每个阶段进入社会的方式，现在的进入方式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到达，通过这本书把我四十岁时进入社会的方式记录下来也是有价值的，尽管这种方式并不那么完美，但它毕竟是我人到中年的“不惑”之笔。
1980年，我出生，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亦新生；2010年，我三十而立，那一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亦而立；2020年，我四十不惑，这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单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民族复兴之路反而愈加清晰，中国亦不惑。回望来途，百感交集，对酒当歌，慨当以慷；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我40岁生日时暗自立下宏志，要再假以十年时光，全面梳理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诉求，深入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以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尝试理论创新。同时，锻造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平台，在更高层次上打造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团队，以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有方式留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风雨历程。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仅存在于当前的社会结构之中，更存在于曲折和递进的历史演进之中。我们的研究成果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事象，是“当代人著当代史”，要做到客观公允，并能有所前瞻，难度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而非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和偏见。”[3]当霍布斯鲍姆以77岁高龄创作《极端的年代：1914-1991》时，他的笔端充满了迟疑，过于近距离的观察和判断，无疑让他心生畏惧。更何况我们要研究的中国青年，是人类历史上价值观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代人，其复杂性、前沿性、多变性，都使得要获得有关这一对象的任何判断，必须“小心翼翼”加“大胆探索”，将两个看似悖论实则互补的思维模式有机统合起来。但是即便这样，也未必就一定能取得研究进展，因为当代中国青年超乎以往的极速迭代性会导致任何研究结论都随时可能面临“过时”的危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是孤独的行旅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青年研究又何尝不是上下而求索？尽管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当今时代，谁能准确抓住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谁就能把握世界未来发展的轨迹。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具有意义和贡献。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国内水平，也会具有国际水平。而当代中国的青年研究，就符合这样的特点，做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青年的成长成才，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青年发展也会贡献非凡。
当今中国巨大的时代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和鲜活的现实土壤，身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我们如果不写出跨越时代的、能够被历史记忆的“经典”作品，实在是有愧于那些真正参与时代变革却无暇记录或无法记录的社会群体。因此，如何写就“经典”？这个问题时常拷问我们的内心。同一个时间点一个人不可能在两处同时出现，让不同时代的人读到同一段文字，都能产生共鸣和感动，何其艰难！那么，“经典”究竟是如何做到既是“以往的”，又是“当代的”；既是“过去的”，又是“现时的”？我想，“经典”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她的社会影响巨大，她的思想历久弥新，她的文笔细腻感人，她的结构雄浑博大，她的内容丰富充盈……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她反映的价值观已然超越时空，体现了普遍的人性终极问题以及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追求。反观我课题组的每一部作品，不敢奢望成为“经典”传世，但是我们一直将“经典”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持续聚焦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他们平凡感人的故事，就像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代青年都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一样，我们把当代青年在转型社会中的奋斗、梦想、迷茫、彷徨、痛苦、焦虑、思念、无奈，如实记录下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说：“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尽自己所能，为后世留下一幅有声有色、栩栩如生的当代中国青年画卷。
（本文原载于《青年学报》2019年第4期，此次刊发增补了新的内容）
[1]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三联书店，2019。
[2] 根据2020年6月21日检索结果显示。
[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