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当代青年问题
与流动共生 与时代共振
人类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悖论关系。一方面，他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中来的，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看世界时，这个世界的现状不是他自己选择或建造的，他并不拥有眼前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是注定要继承这个世界的，他无法选择世界的样子并只能按照这个世界为他设定的模式和道路开启自己的人生。这个关系告诉我们，想要接掌世界，“新来者”就必须先习得这个世界的基本知识以及“融入”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人的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有多种方式，当人采取“现代化”方式完成“社会化”时，这一方式由于带来生产力巨大提升，以及对一些特定价值观的尊重和推崇，很快扩张开来，成为全世界争相效仿的对象。自工业化以来，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却是一种单向度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或者使人的社会化过程更加文明，但一旦按照现代化的轨迹发展，人类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将很可能走向共同的归宿。比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就自然会产生种种权利要求，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就不可能再回到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群体萌生了集体记忆就很难再抹去历史痕迹……加之信息技术导致的全球化和网络化，更加放大了这种权利诉求。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必须要产生与之相应的家庭关系、组织结构、族群政治和权利意识等。
同时，现代化赋予以物质财富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的价值。如果对这一价值不加以控制，整个社会将唯利是图，甚至礼崩乐坏。但如果对这一价值所代表的种种欲望控制过强，经济将缺乏活力，社会将走向封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一“收”一“放”的推拉过程中急速展开的。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青年发展的关键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流动”。流动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与固体强调空间维度不同，液体和气体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固体会在障碍面前止步不前，而液体和气体则会绕过或溶解障碍之物。因此，流动是连续的存在，具有时间上的延展性和传承性。而且流动是变化的，时刻处于过程之中，不仅周围的情境在发生变化，其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流动是双向的，它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既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
中国人是不喜流动的，中国传统话语中和“安”有关的表述都说明了这一点——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贫乐道。而流动则意味着动荡、痛苦、不确定和无尽的思念。在中国历史上，流动人口常被冠以“流民”“游民”的不雅称呼。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青年人口的流动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北漂、“蚁族”、“洄游”等众多社会现象，这是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展开的空间位移。还有一些流动，我们看不见，但它与看得见的人口流动相互呼应、彼此嵌入，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青年图景。
一 异代并存：观念的流动
每个世代都会有他原生的心灵样态，任何现象都会同时拥有两个独立且交错的年纪：事物本身的年纪和它知觉者的年纪。当不同年代的人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因为年纪的差异，社会现象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年龄是一个隐形元素，当我们看待世界时，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年龄赋予社会现象，而是社会现象通过年龄所特有的接收方式和知觉形式来抵达我们。在不同年龄人的眼中，世界的样子是不同的。父辈们崇尚物质主义、秩序、规律性、习俗、理性思维、自律和生产力，青年人赞美创造力、叛逆、新奇、自我表现、后物质主义和真实的体验，到底哪种认识更能反映世界的真实形态？身处转型中国，青年人与其父辈虽然相会并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但是观念的迥异使他们站在鸿沟的两方，仿佛来自不同的世界。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为节奏感的不同。人们是用节奏感来区分彼此的，父辈们节奏慢，对一件事从了解、学习到熟悉，要经过较长的周期。青年人节奏快，被时代推着走，网络塑造了青年特有的节奏感。很多青年发微博、抖音、快手和朋友圈都会设定节奏，是一天发两条？还是发三条？青年的节奏感很多是在打游戏的场景中形成的，是用升级迭代来衡量的，一旦养成这种快节奏的习惯，就会认为每天升级变换不同的场景是正常的。“手速”是青年专有的概念，每秒按鼠标两下和四五下的人是无法对话的。抖音和快手更强化了这种节奏感，无数10～15秒的叠加让大脑皮层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节奏感会带来成就感和获得感的不同，为什么很多学生不喜欢老师照本宣科、千篇一律地讲课？因为老师的讲义更新得太慢，学生们已经适应了一天升级三次，他们渴望变化、渴望新鲜、渴望不同，但又有哪个老师可以达到如此高的迭代频率？
其次是审美观的不同。互联网具有丰富性，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在游戏里面，男人甚至比女人都要精致，年轻人喜欢Cosplay（角色扮演），因为可以把二次元世界的东西模拟在自己身上。青年人的审美观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简单到一次普通的吃饭亦是如此。过去的美味就是指口味，现在的美味不仅要口感好，还要“长相”好，卖相不好的东西青年往往是不会喜欢的。青年人看待社会事物也有内在审美感，对不符合他们审美观的往往不愿去了解，“颜值”成为青年潜在的过滤模式。青年人愿意为美好的东西付费，为感性体验买单，“小鲜肉”受到热捧和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权威生成方式的不同。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权威来源，有血缘、组织、制度等，这些都基于传统社会的产生机理。对于“80后”而言，他们心目中的权威，很多是自己的父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从父母口中得来的。但是“90后”“00后”的知识主要不是从父辈处获得的，“10后”的妈妈更是找不到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当代青年认同的权威是在互联网上形成的，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一个不经常玩游戏的人，往往一上场就被“打死”。但如果这时候有人带你玩，你被他带着“死”了又“复活”，“复活”后又“死”，进入自己从未看到过的游戏场景。你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被他提携、被他吸引、被他带领，这就是互联网塑造权威的模式，它已经不同于通常的权威生成机制了。中国网民有7亿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跟从者、追随者和被操纵者，但仍有少部分人会成为设定者、引领者和权威者。
面对青年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青年将移动互联网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用网络平台记录自己的生活，拍摄短视频，向社会输出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我们观察发现，一些重点大学中有将近40%的学生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公号，虽然每个公号的粉丝可能不多，但他们会通过这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又一个自媒体。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和青年人交流？除了线下面对面的对话外，我们是否也需要在线上开设公号以另一种身份出现？新时代的思政工作如何开展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摸索。
二 剩人独活：关系的流动
剩人，即被自己的子女、老伴、亲戚、朋友等所远离或疏远的一个群体，以上年纪的老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被自己的子女安置在养老院的无伴老人，或是在农村自己单独生活着的老人。
现在，剩人现象也延伸到青年，他们同样也是被家庭远离的群体。不过与老人的被动远离不同，青年的远离大多是主动选择的。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产生了“两头空巢”。青年在大城市打拼，面对茫茫人海和钢筋水泥，独自一人生活——独活。老人被安置在养老院，青春则被安置在大城市，“空巢老人”和“空巢青年”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剩人社会”。
人口流动、人口异质和人口密度所催生的城市焦虑、冷漠、匿名性、陌生性等大城市病，让大城市青年难以获得满意的生活指数。而物质主义生活观和享乐主义消费观的出现，使青年社会关系发生“异变”。今天年轻人不再焦虑选择的缺乏，而是焦虑如何在每一次选择中都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让每一个当下都获得最大化的个人价值。因此，如何重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获得归属感，成为重要的命题。这里首先是个人与家庭、朋友等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其次是个人在学校和职场等组织获得归属。再次，个人参与到居住社区、公共社群、兴趣小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当中。
与现实世界的孤独寂寞冷相反，网络世界的青年热闹非凡。人人与屏幕相处，网络一方面加强了联结，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圈层分化。即便是在同一圈层内，不同亚圈层之间的“结界”也增强了，互相理解与交流的难度增加了。青年人有极强的网络分化的能力，有各自非常垂直的粉丝基础，同样喜欢TFBOYS的青年，有喜欢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的、喜欢三个人的、喜欢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等等，都有专门的称谓，都有自己的阵营。正如青年自己说的：“如果有一天因为非法下载音乐被抓，请按照音乐品味给我们区分牢房。”
大量中弱度关系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网络的扩大，同时也带来社交过载和负担。社会网络的“展示”姿态，使得人际实际状态被掩盖。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烦恼和焦虑，在朋友圈晒出的一定是最美好的自己，打开朋友圈，就会陷入“总是羡慕别人”和“处心积虑让别人羡慕”的境地。在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一方面拥有更大量、流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面临丧失建立深度的、有意义关系能力的挑战。
当然，剩人现象也带给青年另一种体验。剩人，也意味着自我保留的完整、独立意志的展现、私人空间的维系。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从人口、环境、文化和性格等角度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独居和孤独并非同一个概念”“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独居是造成人孤独感的元凶”“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但是，人们的确需要情感寄托，需要使“孤独感”和“空巢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得以缓解。
“剩人”是这样一群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独居、租房的年轻人最为真实的写照。关注和引导这一群体形成正确的社会心态并避免产生心态越轨、社会越轨，为他们化解孤独、提供支持，需要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和提供增权服务。这种支持既包括情感支持，也包括物质支持。应当为他们开展各种活动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对实体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矫治，引导他们迈向更健康的成长空间。
三 意缘驱动：阶层的流动
“80后”价值观形成的年代物质并不丰富，集体主义仍在，理想主义犹存，表达工具远没有现在丰富，其价值观中保留有很多传统的东西。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给改革开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90后”价值观形成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在腾飞，价值观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交融混杂。整体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一种悲愤情绪，我们的外交总是在抗议谴责却无能为力，1999年甚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但“00后”完全不一样，他们与“80后”“90后”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他们是中国两百年来第一代从出生开始就是站立着的青少年。在他们的记忆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的大国心态、民族自信、爱国情结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不会用以往的姿态仰视西方，他们的主体意识更强，呈现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即“没有吃饱肚子，为肚子而斗争；一旦吃饱肚子，就会为价值观而斗争”。
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拒绝遵循父辈安排的成长模式，选择新兴职业，比如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电子竞技选手、网约车司机等，青年人挑战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和父辈传统的观念，使阶层的流动呈现另一种可能性。我们2017年完成的网络直播调查显示，网络主播中家庭所在地在省会城区和直辖市区的占比均为14.2%，为地级市区的占比17.4%，为县、乡、村的合计占比55.0%。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底层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为出身底层的青年群体提供了新的上升空间，给予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青年群体真正有了向全社会广播的能力。这意味着，上层对底层的影响在被削弱，底层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在自我强化。
从传统意义上讲，公务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大学教师等“高声誉”职业一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无数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所以这些职业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是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处于信托双方关系中专家或权威的一方，可以说是“家长训导式”的知识拥有者。他们不仅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并且掌握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关系网络。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是世俗化了的贵族成员，而社会的命运则掌握在这些精英阶层手中”。[1]今天这一群体按传统标准仍然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很高的等级，但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
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包括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新媒体从业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以经典划分阶层的方法进行考量（比如收入、职业、声望等），貌似这四个群体无法被归为一类。我们必须冲破已有的阶层划分视角，重新审视新阶层的时代意义。
联结上述四个群体的纽带不是家庭（血缘）、家乡（地缘）、教育（学缘）和职业（业缘），而是“价值观”（意缘）。他们是“意缘驱动”的阶层，其共同点是：有一定知识技能，并不停滞与满足；能让领导满意，也不循规蹈矩；向上层努力，却没有看不起底层；有一定社会地位，但不蔑视公平正义；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但又避免炫耀性消费。在他们眼中，价值观和认同感比血统和出身重要得多。新社会阶层开始在一些新兴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改变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
新社会阶层无疑是最具创造性的力量，但创造性和破坏性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妹，体制外知识青年群体曾让世界各国苦恼不已。西方国家一直为此寻求解决之道，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在包容接纳新阶层问题上体现出了很强的制度优势，它通过“产出和测试”的周期方式运作，产生一个不间断的新生事物之流——新的消费商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新的组织形式等。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变革过程，旧的经济结构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资本主义颠覆一切，但唯独保留资本主义本身。面对新社会阶层，作为更先进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如何引导、服务、管理好他们？这是新时代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回望过去四十年，青年的作用超乎我们的想象。站在下一个四十年的起点上，我们更要重视青年的价值。我们深知，青年一代，不仅对中国未来，而且对世界格局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所说：“代际因素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的重要变量。多数美国外交官员从事中国相关事务的时间只有大约十年或更少。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没有个人记忆，对于邓小平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韬光养晦’政策或是中国从‘文革’中走出的崛起过程缺乏了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始于令人印象深刻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中国超过美国，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多的金牌数量），而不是尼克松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关系的勇敢之行。他们只知道一个强大、正在崛起、与美国竞争，并试图以美国为代价来重塑亚洲——如果说不是世界的话——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官员只有了解了这些才会认识到，除了冲突之外，还有别的选项。”
过去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它失去记忆而不复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一段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年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正在发生；但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承载了五千年的记忆。每个青年人都是既活在当下，又活在历史之中的。国家应该让每个青年人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仅要知道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养者，而且要了解文化意义上的哺育者。我是一个“80后”，也是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亲历者。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坚定前行，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扬帆、注定起航、注定超越，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发展（1978～2018）》导语，2019年3月出版）
[1] 〔加〕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张世耘、王维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