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是女权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因这一哲学正是在对人，尤其是对男人与女人的“本质界定”的批判中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哲学史上对人之本质的探究，一直是与肯定男性、贬低女性相联系的，即建立在男性是理性人、女性是非理性人或不完全理性人之上的。而且，理性人无疑只限定于欧洲白人男性。
回望古希腊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可谓连绵不断，但与此探讨相对应的却是对女性理性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否定。这些否定往往流于浅薄的习见，却被男性哲学家以貌似深奥的哲学话语言说，并载入了哲学经典。女权主义哲学因此而“不得不”面对固执的、充斥性别偏见的哲学言说。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曾把女人比作由“自然创造”的、“只具有一种功能”的工具，并认为“所有的工具当只适于一种功能而非多种功能时，便是制造得最好的工具”。
女性是“只具有一种功能”的工具，其作用是在繁衍时与男性形成结合体。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赞同关于女性“只有一种功能”的观点，不同的是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创造”换为“上帝创造”。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女性缺乏“普遍的东西”、不能按“普遍物的要求”行事、“女子的归宿本质上在于结婚”等强烈的歧视与偏见，使人瞠目结舌。黑格尔认为妇女“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造，这些都要求一些普遍的东西。妇女可能是聪明伶俐、风趣盎然、仪态万方的，但是她们不能达到优美理想的境界”，甚至“男女的区别正像动物和植物的区别”。“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国家将陷于危殆，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尽管黑格尔自己也表示未能弄明白，却仍继续说：“妇女——不知道怎么回事——仿佛是通过表象的气氛而受到教育，她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际生活而不是通过获得知识而受到教育的。至于男子则唯有通过思想上的成就和很多技术上的努力，才能达到他的地位。”
这些几近胡说的观点或许对黑格尔哲学无伤大雅，但仅将此当作哲学名家偶尔发作的傻气恐怕不行。既然是哲学言说，无疑应受到哲学批判。直至今日，女权主义哲学家仍不能设想男哲学家们已普遍认同了女性的理性思维能力。某些歧视性言说仍对女性与理性、与思辨的关系喋喋不休，并往往以学术的名义误导大众。根据女权主义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ioyd）考察，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其实并不会把理性当作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官能，所以“理性”只是由男性哲学家们“给出”的一个哲学范畴。也就是说，“理性”实际上是在人之本质探究中被性别化、男权化了的一个哲学范畴。男哲学家们正是通过“理性”范畴，来肯定自身的优越性，并获得高于女性、高于非欧族裔的地位。这一情况印证了法国当代女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所说：“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的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它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因为它构成了话语的话语。”
无疑，“理性”范畴不仅在人之本质探究中具有基础地位，还影响了其他话语规则的制定。其后果之一，是指责女性缺乏理性并剥夺了她们平等拥有的各项权利，成为阻挠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根据。可见，以“理性”为基础对人之本质的探究，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深深镶嵌于等级制度包括性别不平等秩序之中，是与权利的获得与剥夺直接关联的。
对此，女权主义哲学家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的看法是：因传统西方哲学理论是把人的权利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之上的，并把拥有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所以当男性哲学家连篇累牍地否定女性的理性时，其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她们的公共权利。这点，也致使早期女权主义“不得不”通过申辩女性实际拥有理性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至少从18世纪开始，这些论述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女权辩护》一书，就竭力主张女性具备完全的理性，只是女性未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一潜能，原因是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及被限制在家庭事务之中。由此，女权主义便将男女理性上的差别归咎于两性接受教育权利的差别，并断言随着平等教育的推进女性将更能展现其理性潜能。这时的女权主义哲学大致赞同“女性本质的东西完全是人为的——是某种强制性的压力在某些方向上的结果”的观点，即认为男女在人之理性本质上并无差别。
女权主义哲学批判所揭示的是：对人之本质的探讨从来就不只是哲学家学院式的清谈，这一探讨一直歧视女性，是一种压制性话语，并成为剥夺女性权利、维护男权统治的依据。因此，女权主义哲学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也必定超越一般哲学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即通过批判形成以追求性别平等为切入点、实现广泛的社会平等的当代政治哲学。女权主义哲学的逻辑很明确：正像不应以人的身高、体重、肤色、族裔来界定人性和人之本质一样，性别的差异同样也应与人之本质探究彻底脱离。
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西方哲学对人之本质的探讨主要是在二元对立、抽象化个体等宏大叙事框架里开展的，这也使早期女权主义哲学批判不得不跟随这一框架，亦难避陷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染上了二元化、本质主义、宏大叙事等色彩。此外，贾格尔提出的关于“理性”思想产生的原因十分重要。她认为，若单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是不会对“理性”作如此界定的。而男性哲学家提出的“理性”概念，对脑和精神活动的独立性作了绝对肯定，完全断绝了这两者对身体的依赖，且把受他人养育也完全删除掉了——实际上这也就否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相互依赖、相互照料，这些正是与女性长期从事的照料活动的体验相反的。或者说，从女性的生存体验出发，是难以想象一个人能够完全摆脱对身体及他人照料活动的依赖的——从婴儿到孩童期，人必须依赖于他人照料才能存活、成长。人的生物构造“需要人类相互依存”，并“没有人可以完全独立生活”。但男哲学家大都缺乏从事照料活动的体验，也就更容易形成“包含强烈唯我论元素”的“理性”思想，并以绝对独立性、绝对自主性来对人之本质进行界定。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女权运动的意义，并援引了西美尔（Simmel Georg）的洞见，认为他“恳切地”指出了近代哲学的“一个特别的缺点”：在探讨一切基本概念诸如“个人”“理性”“真”“善”等，都自诩为“普通人类的”，由此要求，将另一半人类的尺度及其高贵力量包罗进来；西美尔接着指出，这些概念实际上体现的是男性特有的价值，结果女性本身要想成为“普通人类的”，就得成为“男性的”。舍勒对此预言：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将代表更具理性的一类人；而近代哲学迄今所谓的“理性”将其在理念和原则上的意蕴假充为了一切人事的最终尺度，在这种所谓的“理性”之中，本身会出现一种强权性的意义推移……舍勒和西美尔的看法是值得赞叹的，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觉察到了近代哲学这一“特别的缺点”，并指出在“理性”哲学之下，由“意蕴假充”造成了向“强权性的意义”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