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浙江省农业生产效率变化

城市化是与耕地变动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发展需要占地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与大量的耕地资源流失在时间上相伴生。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流转、农户兼业情况大量存在。非农就业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土地资源稀缺和人地矛盾突出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式和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本节将土地细碎化、农地流转、农户兼业等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利用效率。

考虑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应，采用投入导向的BCC模型，应用DEAP2.1软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耕地、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等因素的投入能力所决定，由年度的粮食总产量所表现：一是因变量选取。利用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作为耕地社会效益的衡量指标。二是自变量的选取。农业生产的投入指标一般选取土地、物资和劳动力。在常规投入中，化肥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明显，资本（以拖拉机和耕畜合计的动力指标代替）的影响第二。用土地的投入来表示农作物播种面积，用农田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物资的总投入，用生产中的实际参与农业劳动人员表示劳动力投入。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当年价）按物价指数统一折算到基准年1980年，换算公式：198n年农牧渔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198n年农牧渔业总产值（当年价格）/198n年相对于1980年的物价指数。换算结果见附录4：浙江各地级市农业投入产出。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1991-2009）、《宁波统计年鉴》（1991-2009）、《新世纪 新辉煌——宁波“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纪实》（2006），《宁波五十年（1949-1999）》（1999），《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

4.3.1 基本效率评价

采用投入导向的BCC模型，应用DEAP2.1软件对1990-2008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农业投入产出进行测算，得到各地级市的农业生产总值综合效率值、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并进行整理（结果见表4-3、表4-4，图4-2）。

由图4-2可以看出，所研究的地区中处于前沿面的地区只占少部分，在19年中有13年只有2个地区的农业总效率是处于前沿面的。地区个体之间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最低效率只有0.3左右，离效率前沿面很远。21世纪以来，大部分地区的效率值都界于0.4~0.6之间，是前沿面效率值的一半，这足以说明浙江省各地区在农业投入产出转化效率上还很低，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进一步地，由表4-3和图4-3可知，1990-2008年浙江省地级市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平均值、技术效率平均值和规模效率平均值都呈下降形势，其中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下降速度较快。综合效率从0.918降至0.6，并且从1995年至今，效率值在0.55~0.70之间徘徊。规模效率也从0.944下降至0.693，技术效率近几年变化不大，并且略有升高。由图4-3容易看出，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曲线变化表现很强的一致性。根据综合效率可以分解成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综合效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下降引起。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更深的认识：一是从2003年至2006年技术效率由0.828上升至0.846，而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由0.678和0.811下降至0.579和0.7，说明规模效率是综合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二是1994年开始，技术效率平均值变化曲线图在0.80~0.85之间波动，整体保持稳定，并且从1999年开始技术效率值大于规模效率值，而综合效率值随着规模效率平均值的降低而降低。

总体上来说，整个研究区的技术效率不高，这表明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环境没有形成，农户作为技术采用的主体，新技术利用的制度供给还不足。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规模报酬下降，也表明浙江省农业规模经营效率还没有得到提高，与党的相关决定和中央一号文件有差距。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4.3.2 浙江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浙江省城市化经历了三次“蜕变”，第一次“蜕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城市化的原动力来自于农村工业化。第二次“蜕变”以1998年为标志，提出加快城市化；第三次“蜕变”开始于2006年，明确提出“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表示生产率变动的Malmquist指数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示产业管理方法的优劣与管理层决策的正确与否，而技术进步表示的是行业的技术进步。通过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所得数据进行运算，并整理得表4-4、表4-5。

由表4-4可知，1990-2008年中，除1997及2006年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小于1之外，其他年份均大于1，并且1990-2008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1.048，浙江省农业生产率总体上是呈现改善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见图4-4）可以发现，1990-2008年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浙江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有较明显的波动，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曲线与技术进步指数变动曲线有很好的一致性。总的来看，1990-2008年，浙江省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上升了4.9%，其中技术进步上升了7.9%，技术效率下降了2.5%，表明浙江省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而技术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说明农民、相关部门对农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效率有待进一步改善。

4.3.3 不同城市化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为了比较不同城市化地区TFP变动的差异，在已有研究结果[21-23]的基础上，将浙江省11个地级市按城市化阶段划分为城市化高、中、低地区，按三个地区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结果如表4-5所示：浙江省城市化高、中、低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从1990-2008年平均时序来看，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0.5%，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其平均增长了9.6%。技术效率水平增长的贡献小些，平均增长了0.9%。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内部，杭州和宁波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增长的，平均增长值都为10.5%，主要原因也是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其平均增长分别为9.4%和9.8%。技术效率水平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小些，平均分别增长了1.0%和0.7%。城市化水平中等的地区，从1990-2008年平均时序来看，城市化水平中等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4.9%，技术进步水平平均增长了8.6%，而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了3.4%，不难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由于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城市化水平中等地区的内部，嘉兴等7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技术效率指数保持上升。从1990-2008年平均时序来看，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都呈上升的态势，它们分别上升了0.4%和4.7%，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了4.1%。与城市化水平中、低地区不同，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所包含的两个地区技术效率都是上升。

4.3.4 1990-2008年浙江省地级市“粮经比”的变化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两位数增长的，而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很慢。这能否说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耕地可持续利用不如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呢？单纯从总的效率来说是如此，但在国家粮食安全屡遭威胁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耕地的最基本功能——粮食生产。结合1990-2008年各地级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可以计算得到各地级市1990-2008年的“粮经比”，具体结果如图4-5所示。

由图4-5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各地级市的“粮经比”呈下降趋势。1990-2008年各个地级市的“粮经比”呈现拉长的反“S”型变化趋势。根据文中“粮经比”的含义可知，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粮食比例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杭州从4.5下降到0.4，宁波从4.65下降到0.34，舟山作为一个小岛，它的粮经比在整个研究阶段都处于最小，但也是逐步降低的，由0.92下降到0.35。

从横向来看，各地级市“粮经比”平均变化情况相差很大（见表4-1）。借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常用的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24-25]来表征土地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之间的转变。动态度=｜2008年“粮经比”-1990年“粮经比”｜/1990年“粮经比”×100%，反映研究期“粮经比”的变化程度，变化幅度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功能在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之间发生很大转变。

图4-6是浙江省各地级市粮食产量变化情况，由图可看出，各地粮食产量在2003年有一个陡然下降的点。同时，图4-5表明，各地“粮经比”在2002年以前下降幅度较大，2002年以后是平缓下降。这种结果可以从粮食政策方面作出解释。自2001年始，浙江省经中央政府同意，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取消粮食定购任务和放开粮食价格的政策。由于粮食生产任务的免除，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2001年后对农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致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减少。粮食生产任务的免除致使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发生改变，在浙江对农户的调研过程中，农户表示2001年以后由两季稻改为一季稻的种农户大有人在。相关政策的执行为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供了宽阔的政策环境。农业生产由过去的单纯粮食生产向着养殖业与种植经济作物等高效农业发展，大大地提高了农地的经济使用价值，让耕地的经济价值得到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