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1年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独立，自此开启了艰难的国家转型之路。由于中亚国家在历史上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经验的缺乏和基础的薄弱，难免让中亚各国的国家转型进程历经艰难和曲折。不过，中亚各国30年的转型进程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五国有效地维护了各自的国家主权、在转型过程中避免了重大破坏性事件威胁国家和社会稳定、通过开展对外交往较好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实现了各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等。2021年，中亚五国迎来独立30周年，值此机会，我们有必要全面回顾中亚各国转型的经验教训，同时对国内中亚研究的进展和未来方向进行总结并作出反思。
（一）本书的研究背景
在中亚国家独立30周年之际，回顾国内外（尤其是国内）中亚研究状况并展望其未来，同时就涉中亚研究的一些重要议题尝试进行具有一定意义的创新性研究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中亚五国在中国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中亚国家的近邻，中国不仅密切关注中亚国家的转型过程，而且通过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为中国国家转型的顺利推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事实上，由于中亚国家涉及中国整体外交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中的四个要点——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毗邻中国、中亚五国均为发展中国家、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与中国同属上海合作组织，故中亚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加上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亚地区被明确视为首倡之地和倡议必经之地。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启动了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并于2022年决定升级为中国加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两轮扩员，但该组织始终将中亚视为优先合作区域。诸如此类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有增无减。而自2021年8月30日美国撤军阿富汗和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出于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在某种意义上，中亚已成为美西方对俄中进行双重遏制的前沿阵地。从整个中国周边来看，美国通过纠集其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了从东北、东面、东南、南面对中国的“围堵”态势，而基于中俄面向21世纪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国同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应对美国遏制的战略后方。就此而言，了解中亚国家三十年来推进国家建设的成败得失和域外行为体参与中亚事务的基本模式，对于中国更好地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推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所启发。
其次，借中亚国家独立30周年的契机，我们也有必要回顾和反思中亚研究的学理基础及其发展方向。中亚国家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即积极投身到中亚问题的研究中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的中亚研究实现了与国外中亚研究的同步。为把握和了解中亚国家推进国家建设的进展，中国的中亚研究者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使国内中亚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中亚信息和知识。不过，也需要承认，由于中亚研究毕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属于较为边缘的研究领域，国内涉及中亚研究的成果数量和质量，相较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热门研究领域——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内中亚研究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度不高，这导致其学理基础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澄清。而推进这一工作取得切实的进展，是促进中亚研究融合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之中并促进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重要前提。据2021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国家有意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6个一级学科，其中“区域国别学”赫然在列。一旦正式获批，这将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在学科体制化和规范化建设上迈出的一大步，也将进一步激发学界参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热情。尽管中亚研究的推进和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在后者已成为一级交叉学科的背景下，推动中亚构建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推进中亚研究与相关学科实现更好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为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对此，中亚研究者责无旁贷。这也是繁荣中亚研究、提高其学科地位的必由之路。这些工作的推进，离不开学者们对中亚研究的历程进行深入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谋划。
最后，有别于前两个理由有浓郁的“为我所用”的色彩，回顾和展望中亚研究状况的第三个理由，则涉及了解“他者”，即中亚地区民众的生活世界。无论基于中亚地缘重要性对该地区的关注，还是出于学科建设的目的讨论加强中亚研究，其实主要还是顺应了国家的相关战略需要，如维护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等。然而，区域国别研究还承载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了解研究区域民众的生活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与人类学的使命有些接近，即促进人们对研究对象生活世界的认知和欣赏，如此才能做到各文化、各文明之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正因如此，区域国别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视角去研究各地区民众的生活世界。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特定区域的了解不再局限于对特定地区人群的文化的研究，而是拓展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等诸多领域，故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介入区域研究中。当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自然也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方面做出改变，不同于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开展的研究。大体而言，“为我所用”的研究多数采用“客位”研究方法，包括主流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形式模型、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文本分析（这里的文本指学术界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成果或资料）、比较研究、案例分析、过程追踪等质性研究方法等。而“美人之美”的研究则偏好“主位”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这里的文本指特定区域民众自身记录的文本或相关研究成果）等。客观而言，目前国内中亚研究多采取的是客位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且缺乏对中亚民众生活世界的研究，对于其实现前两种使命也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充分凸显中亚民众生活的真实性和能动性，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着重思考。
毋庸置疑，对中亚研究进行评估的理由和意义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它还能为国内其他区域或国别的研究提供镜鉴、为国内中亚人才的培养带来相应启发、为对中亚感兴趣的专业人士或普通民众了解中亚提供部分背景知识等等。就此而言，本书是有其价值和必要性的。尤其在中亚各国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时刻，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鉴往知来，有助于人们把握中亚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前进方向。
（二）本书的主要目标
中亚研究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而这股研究热潮的兴起，虽然有学术界主动了解域外世界并贡献创新性地方性知识的内在需要和智识追求，但更离不开国家或政策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和着力引导。如果说前者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的内在动力，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外在动力。毋庸置疑，相较于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在助推区域和国别研究热潮出现的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如为了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取得进展，教育部于2011年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2012年正式批准设立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其中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1]2015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鼓励并引导国内高校加大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与支持。[2]2017年年初，教育部下发有关通知，明确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服务国家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3]截至2019年12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42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备案中心395个，两类研究基地共计437个，初步完成了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专门开展研究的全面覆盖。[4]不仅如此，国家民委等部门也设立了“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培育计划。而随着区域国别学有望成为一级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国家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从而助推了区域和国别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新兴大国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方略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不仅身体力行地投入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浪潮中来，产生了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对攸关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历史演进、研究意义、学科属性、研究路径、理论视角等理性问题作了诸多思考和探索，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区域和国别研究性质与内涵的理解。[5]这些思考在肯定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目前仍然面临的诸多有待于继续努力或完善的不足之处，如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互相借鉴不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多元性严重不足；区域国别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求助于文本分析，而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在场”研究方式的成果非常有限；研究对象分布严重不均，如主要关注美、欧、英、日等少数大国，而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严重缺乏；区域国别开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对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和研究视野的要求极高，目前未能取得切实的进展；培养一批具有扎实背景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且具有严谨、敏锐、视野恢宏等学术特质的优秀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绝非朝夕之功，而且这涉及人才培养的修订与教育机制的改革或调整，耗时耗力，导致相关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供给跟不上国家外交实践的进展等等。令人遗憾的是，上述问题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早已存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热潮的出现，有望促使学者们救过补阙。
在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中亚研究同样得到迅速发展，不过面临的不足同样明显。事实上，学术界针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所指出的不足，在中亚研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因此，在回顾和展望中亚研究状况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对此加以回避，而应尝试通过研究尽力改进这些不足之处。不过，推进这些工作有赖于中亚研究者的长期努力和持续付出，远非一人朝夕之功可以完成。故本书的目标较为有限，主要尝试在梳理中亚研究的部分学理基础上，就促进中亚研究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水平、从研究得出部分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提出一些方法论层面的建议，与此同时就中亚国家建设和地区秩序相关的部分议题稍作讨论，以期为当前和未来中亚研究提供些许启示。需要明确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自1991年以来中亚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地区发展，主要涉及的是中亚五国与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部分外部行为体。不过，即便缩小研究范围，深入探讨中亚研究的学理基础与涉及各国发展的主要议题依旧是一个庞杂的研究课题，远超作者能力。因此，本书将基于自身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背景，讨论有助于提高中亚研究学理水平的研究路径和相关议题，尝试以此抛砖引玉，希望激励志同道合者开展更多这方面的探索，共同促进中亚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从而为中国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学术、学科体系作出必要贡献。
具体而言，本书致力于探讨涉及中亚研究的学理基础和部分议题，以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内”“外”互动的结合。
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言，本书尽力在梳理国内中亚研究状况的进展、中亚国家建设的得失、中亚各国推进地区治理的经历、域外大国参与中亚事务的模式等问题时，首先尝试给出一种鸟瞰式的图景，以增进人们对涉及中亚国家转型相关重大问题的理解；其次需要明确，本书并非一种纯粹描述性的研究，而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和运用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分析，争取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比如对中亚各国维护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的“颜色革命”，尽管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本书通过尝试将其纳入社会运动、非正式政治力量、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中予以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颜色革命”浪潮衰退的路径与机制，也可以解释中亚国家“颜色革命”——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的动员基础，还可以解答为何“颜色革命”在不同的中亚国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政治后果。最后，有关域外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国内外学术界倾向于从“新大博弈”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这些行为体同样在欧亚地区的中亚、高加索、东欧次区域进行博弈，为何这三个次区域的稳定程度有所不同？为何俄欧在东欧次区域的互动模式截然不同于俄中在中亚地区形成的互动模式？通过将域外大国在欧亚，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互动，置于大国互动这一普遍性的分析框架中，本书尝试提炼出它们在欧亚地区内不同次区域互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特征。尽管理论视角的引入，并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但有理由想象，这种尝试或许能令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产生新的认知、得到一些新的观点。
谈及历史与现实方面的结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发展过程均可被视为历史。不过，历史不会断裂，它延续至今，并对现在产生持久地影响。中亚各国独立才30多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然而，这段事件却持久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研究最近30年的相关事件，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因研究者身处其间或许难以做到对事态发展洞若观火，但从“参与观察”的角度——研究者的研究本身或许在不经意间会对涉及中亚的相关议题产生一定影响——来看，研究者们往往能够获得参与者和亲历者独有的视角或观点，而不完全符合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客观中立”。而就本书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对国内外中亚研究状态的评估，亦或对特定议题（如“颜色革命”的动员与衰退、中亚地区治理的状况与模式、中亚地区秩序的演变及其动力等）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回顾和分析的。然而，这些所评估与讨论的主题或议题，同时又形塑了人们对中亚地区的研究或中亚地区及各国的发展状况，很难说它们是纯粹的历史，相反它们与当前的现实之间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如以当前仍激战正酣的俄乌冲突为例，由于冲突久拖不决，欧亚秩序的稳定受到了严重冲击，甚至整个国际局势因此而发生了激变。当前的冲突本身是现实，然而，其产生和出现自有其历史。本书从俄中在中亚这一共同周边地区与俄欧在乌克兰等共同周边地区的互动模式入手，尝试解释为何不同行为体在共同周边的互动会衍生出不同的结果。这种尝试，或许有助于衔接历史与现实，并为历史的发展动力和现实的来龙去脉提出新的见解。当然，并非所有的历史都能线性地推演到现在，也并非所有的现实能追踪到单一、确切的历史根源。不过，本书尽可能地通过比较研究、过程追踪等研究方法，以说明时间对于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至于“内”“外”结合，根据本书的理解，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亚内外”，其二是指“中国内外”。就“中亚内外”而言，本书集中讨论的中亚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部分研究议题，其涉及的均为关于中亚这一地区的研究或影响各国或整个地区的部分关键问题。显而易见，中亚构成本书聚焦的场域，要么是研究的对象，要么是相关事件发生的场所。然而，中亚并非孤立的存在，它通过人员、信息、资本和知识等方面的流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关联。换言之，中亚不过是世界这一广大场域中的一个较小场域。因此，要对中亚进行研究，既需要关注该场域内五个国家及彼此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分析该地区与域外世界的互动。后者尤其体现在前述有关中亚研究的诸多“新大博弈”话语中。当然，中亚各国并非博弈方任人摆布的“棋子”，它们具有丰富的能动性和主导性；中亚作为一个区域本身并无能动性，但基于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中亚五国对彼此共属一个区域的认知和行为，尤其是基于民众跨越区域内外的“流动”和“关联”，中亚区域本身似乎也获得了某种主体地位。因此，对中亚地区及各国的研究，既离不开对各国发展的关注，也离不开对它们及其域外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分析，这就是本书所涉及的“中亚内外”。其二是“中国内外”。如前所述，本书研究的意义具有浓郁的“为我所用”的色彩。事实上，本书一个重要初衷在于力图促进中亚研究的学理性、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构建贡献部分力量。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参考或参照国内外相关的中亚研究成果，甚至需要对此进行相对集中的比较；而在对策层面，本书不仅关注中国的中亚政策，而且也会讨论其他国家的中亚政策及其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合。总而言之，本书研究的落脚点始终在中国。而对中国与国外——包括中亚和其他域外大国——研究状况和参与中亚事务状况的比较，均涉及中国“内”“外”的比较，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除了以上三种结合，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采取了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的结合、因素分析与机制分析的结合等研究路径或方法。这些方面的结合，有的涉及的是研究目标（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外”之间的结合），有的涉及的是研究路径（定性与定量的结合等）。不过，本书最重要的初衷，在于通过理论探讨和议题分析，致力于为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水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基于本书研究的意义和致力于实现的有限目标，本书的核心研究内容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尝试简要探讨中亚研究的学理基础，另一个部分为对涉及中亚国家稳定和中亚地区秩序的部分重要议题择要进行分析。前一个部分为后一个部分做必要铺垫，后一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一个部分的实践和“演练”。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对中亚理论基础的探讨包括三章内容，分别对30年来中亚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初步评估，然后讨论提高中亚研究学理水平的两种可能路径：比较区域研究的运用和中层概念的创新。而后一个部分讨论研究议题，拓展讨论三个具有一定重要性且能衍生出一定学理价值的研究议题：“颜色革命”、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每个议题同样分别包含三章。如此一来，本书将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亚研究的学理基础；第二部分为反思对中亚国家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颜色革命”；第三部分为探讨作为一项研究议程的中亚地区治理；第四部分则通过比较研究欧亚地区不同次区域稳定与动荡的差异，探寻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相关动力或模式。
为了明显各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兹举各章之间的基本内容和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简要讨论。第一章尝试基于研究者在区域研究中采取的观察视角和主要关注的研究议题，构建一个能适用于评估区域研究成果的分析框架，以此对30年来的国内中亚研究状况进行评估。基于观察视角，可将区域研究的成果区分为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基于研究议题，可将区域研究成果区分为区域内部研究与区域关联研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可将区域研究成果区分为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部研究、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部研究和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四类。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国内在1991—2019年授予的中亚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估后可以发现，基于客位视角的博士学位论文较为丰富，其中基于客位观察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占到了全部博士学位论文的大多数；而基于主位视角的研究——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关联的博士学位论文——极为有限。基于此，本章就如何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水平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第一章对国内中亚研究现状的整体诊断，第二章具体讨论了近年来兴起的比较区域研究对于提高中亚研究学理水平可能带来的启示。本章认为，近年来兴起的比较区域研究，或许是提高中亚研究学理水平的有效路径。比较区域研究包括区域内比较、区域间比较、跨区域比较三种方式。由于中亚五国共享相似的国家发展历程，这为学者们对中亚五国的内政外交开展区域内比较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与高加索地区同属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且面临相似的地区结构环境，它们是开展地区间比较的理想案例；中亚地区与中东地区均发生过“颜色革命”，且这两个地区伊斯兰文化均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人们围绕这两个地区开展跨区域比较提供了条件。通过在中亚地区中运用比较区域研究路径，中亚研究者不仅可有效拓展中亚研究的研究议题，而且还可以推进中亚研究与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
第三章则直面中亚研究与主流学科之间融合度不高的问题。本章认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形式，区域和国别研究始终面临着一种探索情境化知识与构建普适性理论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要克服这种张力，则需要推进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协同合作，以实现这两种知识生产方式之间的分工合作、共同发展。其中，在区域研究中推进中层概念的创新，是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大体而言，修正或改造学科理论中的学术概念、类比学科研究中的概念、根据特定区域的独特经验提炼新的学术概念，是创新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的三种主要路径。鉴于中亚五国是苏联解体之后才开展国家建构的，该地区构成区域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故可通过考察中亚五国的转型历程展示在区域研究中创新中层概念的具体方式。
第四章至第十二章则讨论了中亚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议题，每个议题涵盖三章。其中，第四章至第六章具体分析了“颜色革命”在中亚地区的动员基础、政治影响及其衰老机制。第四章先分析了后苏联空间中“颜色革命”的衰落条件与机制。通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颜色革命”的十一个案例，第四章认为促成“颜色革命”衰退的路径有四层内涵：其一，以资源、地缘的利益契合顺应外部压力的影响；其二，国家政权当局利用寻租关系加强对国内精英集团的控制，并体现为“资源—经济”、权力分享、精英胁迫这三种寻租模式；其三，团结国际国内，坚决抵抗外部压力；其四，构建防范“颜色革命”风险的整体防线。第五章的视角则回落到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对其发生的三次“革命”进行分析，以揭示该国反复发生“革命”的动员基础，即非正式政治力量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第六章则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为何遭遇不同的命运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发现不同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策略，将形成存在差异明显的社会运动动员类型，这种差异经由路径依赖机制而得到固化，最终在特定国家形成导致“颜色革命”或中断或反复的不同互动模式。通过对“颜色革命”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或许有助于人们反思“颜色革命”的成败得失提供新的视角或观点。
第七章至第九章则将视野集中在整个中亚地区，尝试从多个角度来讨论中亚地区治理的状况。其中，第七章首先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将中亚地区治理构建为一个研究议题的必要性及其依据。本章认为，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四个方面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而涉及的相关议题则包括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动力、中亚地区秩序的特征及其变迁、中亚地区治理的主要领域及对地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中亚地区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这四个方面的维度有助于勾勒出中亚地区治理的经纬，或许有助于人们把握中亚地区治理的基本状况、变迁轨迹及其发展方向。第八章则探讨了30年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本章认为，中亚的地区治理模式经历从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这种变迁不仅有相应的表现，而且有其独特的发展独立，并对中亚地区的治理规模和国家间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关注中亚地区治理与该地区各行为体之间的关联之外，影响其状况与变迁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域外行为体对中亚地区治理的参与。故第九章以欧盟为例，讨论了域外行为体参与中亚地区治理面临的三重困境：欧盟自身面临的规范绩效不佳、俄罗斯针对欧盟提出的规范竞争激烈，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产生的共鸣不高。基于此，域外行为体要想在中亚地区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有必要从这三个方面开展相应的工作。
本书最后一部分，即本书尝试研究的第三个具体议题是中亚地区秩序的特点、动力与模式，具体涵盖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为了解释为何同为欧亚地区，中亚的稳定程度要高于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本章提出了一种涉及欧亚地区秩序的“套娃模式”，进而发现，不同次区域中行为体的互动模式不同，从而导致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稳定程度迥然有异。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中亚次区域出现的更多是各方行为体之间的摩擦或龃龉，很少上升到集团对抗的高度，从而保障了套娃秩序的稳定。第十一章则考察了大国在欧亚不同次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大国互动模式，尝试解释为何俄欧在乌克兰等东欧次区域形成了对抗的互动模式，而俄中在中亚这一共同周边地区形成了合作的互动模式。本章认为，大国在参与共同周边地区事务时，是否恪守相互尊重（需要尊重他国利益与身份）的精神至关重要，这对它们形成什么样的互动模式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十二章则超越了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致力于研究诸多大国，包括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等在中亚形成何种整体性的互动模式，并尝试解释为何诸多大国在中亚竞合并未导致该地区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抗。本章认为，大国在中亚经由长期摸索形成一种“无声的协调”的互动模式，该模式具有遵循“潜规则”而形成具有一定默契的“合作”这一特点。域外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有其特殊的原因。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其影响是比较积极的，不仅有助于阻止大国在中亚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且客观上有利于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和维系。
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核心观点。毋庸置疑，对于中亚五国独立30年来所经历的坎坷历程和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而言，本书所讨论的议题无疑是挂一漏万。这是因为，本书并未涉及其他许多同样对中亚五国国家建设和地区转型至关重要的议题，如中亚五国对于族群关系的处理、中亚国家外交决策过程和机制的异同、中亚各国独立以来经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以及涉及中亚地区稳定的环境危机、水资源分配、“三股势力”活动情况等等。而这些问题或许才是涉及中亚各国国家建设或地区稳定的内生议题。然而，一来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故只能结合自身的能力和积累就自身感兴趣的议题作初步探讨；二来本书所确立的目标是致力于实现“三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内”“外”之间的结合，如此一来，理论部分的探讨与后续三个研究议题的选取之间依旧存在一定的关联。如第一部分三章对中亚研究理论基础的粗浅探讨，如基于对国内中亚研究30年成果的评估而提出的建议、倡导在中亚研究中运用比较区域研究的方法、主张需要注意在中亚研究中尝试进行中层概念的创新等，在后续三个主要议题的研究均有所体现。这种理论探讨与议题研究之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为本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或许可算是本书的些许创新之处。至于本书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否真的实现了观点的创新和研究议题的拓展，是否真的为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水平作出了点滴贡献，还请读者诸君批判并不吝赐教。
[1] 安刚：《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点思考——访北京大学副教授牛可、云南大学教授卢光盛》，《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
[2]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2015年1月26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501/t20150126_189316.html。
[3] 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2017年2月23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703/t20170314_299521.html。
[4]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国际研讨会举行》，2019年4月14日，http：//news.pku.edu.cn/xwzh/45599d4f691d4cf783b0791c36adcdf0.html。
[5] 可参见程多闻《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互鉴与融合》，《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2期；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程多闻《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与再定位》，《国际论坛》2019年第2期；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