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亚研究的理论探讨

第一章 中国中亚研究30年来进展评估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区域研究近年来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尤其是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学术界明显加大了对区域研究的关注力度。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我们有必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实施之机，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均衡布局和全面谋划，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主流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加速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构建。在这些吁求中，加强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和融合，不仅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而且也被视为推动区域问题研究摆脱低水平重复和“例外论”、借助丰富的区域“在地”知识实现理论或范式创新的重要途径。[1]区域研究由于集中关注特定的地区或区域，导致其所产生的知识具有“在地化”“语境化”“褊狭性”等特征，而学科知识具有“普遍性”“抽象化”“通则化”等特征。两者虽然对于丰富人类社会的认识均至关重要，但区域国别研究生产的知识如果无法上升为学科知识，难免会被认为具有“自说自话”“画地为牢”的嫌疑，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性。[2]西方学术界基于此提出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后殖民主义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文明研究（Civilizational Studies）、土著研究（Indigenous Studies）、亚太研究（Asia-Pacific Studies）、海洋研究（Oceanic Studies）、散居民族研究（Diaspora Studies）等名目繁多的研究类型，尝试以此替代声名不佳的区域研究。[3]然而，经过争论后人们发现，作为一门有助于了解特定地区或国家民众生活的学问，区域研究仍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西方学术界重视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区域研究者而言，当务之急似乎是从区域研究的性质入手，尽可能提高其生产原创性、情境性知识的能力，并通过与学科对话，贡献尽可能多的普遍性知识，同时提高其资政建言的水平，这也是人们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期待。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尝试将中亚研究视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评估中亚研究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及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